文 | 黄雪锋 图 | Unsplash
知名学者、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颜宁不久前在个人微博上分享了她参加博士生推免面试的感想。当时，她问那些课业成绩优秀的面试者：
“假设时间来到10年后，你已经成为一名PI（Principal Investigator），你拥有所需要的所有资源，那你最想探索的科学问题是什么？
换一种说法：这一辈子有什么科学问题或者技术难题，你能解答或者突破，就觉得今生无憾了？
面试生的回答似乎没能让颜宁感到满意，甚至让她感到有些诧异。他们要么说没想过、一时想不出，要么就谈一些很小的具体问题。这些答案和她希望听到的“脑洞大开”的有远见有创新的科学畅想距离很大。
颜宁想听到的应该是不受现有框架、结论或理论束缚的，来源于社会、自然、实践和科学发展大趋势的，有突破性的研究问题。而面试者的思维似乎被束缚在了他们的认知和过去的经历之中。
我感觉颜宁所期望的问题可能有点类似这种：
数学中导致球面几何发展的“如果三角形内角和不等于180度的话几何学会成为怎样呢？”
在统计学被系统性地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之前，发问“将统计学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会对此领域产生什么影响呢？”
在生物医学领域，“阿司匹林的发展史和药物原理是否可以指导我们研发另一个同样神奇的药物？”
……
如上种种可能产生跨越式创新的问题。
当然，我随意罗列的这几个问题也可能不是颜宁所期望的科学问题。作为一个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家，她可能更希望听到一些更加具体的研究或实验设想，这样这些科学问题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课题，而不仅仅是白日梦或异想天开。
实际上，正如有些网友所言，颜宁所提的问题对于这些在中国大学接受教育的本科学生来说真的是太难了，他们不仅从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也没有那样的教育氛围让他们异想天开。也难怪他们不能提供让颜宁眼前一亮的答案了。
“颜宁之问”在网上引起热议，各种角度的分析都有，但是其中似乎缺少一些对生产了这些课业成绩优秀但是又不敢大胆畅想的学生的教育体制的反思。
我不禁想起那个更加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
钱学森教授早在2005年时就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提出质疑：“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反观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过去的18年，它们本身是否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了呢？
颜宁的微博议论似乎主要是在质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而钱老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的根源了，即：是不是我们的教育模式出了问题？
所谓教育模式不仅关乎教育体制、学校课程和学生评价等方面，更是牵涉到社会文化对其深刻的影响。试想一下，从幼儿园到大学本科毕业，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是在培养学生大胆发问的能力？即使有些学校能够特立独行地将考试和排名的压力放在一边，大力开展当今的教育评价几乎无法衡量的批判性思维、创新和问题解决等能力，我真心怀疑这个社会以及家长是否能够长期允许这样的教育存在。毕竟这么多年来，中国教育体制对学生的主要评价方式基本没有改变。
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教育体制内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深感解题、考试或者帮助别人去解决已经提出的问题是我的舒适区。从小学到本科从来没有哪个老师要求我自己去找一个新的问题，然后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它。
回想自己当年在加拿大的读博经历，寻找和确定研究论文的题目就花了我大概两年时间，导师只管循循善诱，可就是不给我一个题目去做，我也只好独自苦苦寻觅了。而一旦研究题目确定之后，我感觉后面的研究方法、数据分析似乎就像一马走平川似的畅通无阻了。导师告诉我，博士研究的第一评价标准就是有没有创新，而我的经历告诉我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很难。
我觉得我这代中国学生其实还是幸运的，在我们接受基础教育的时候，还没有感到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全部被学校的学习和课外的补习占满。但是，我观察现在的很多幼儿园小朋友都已经开始像国家领导人一样行程满满，什么钢琴、跳舞、书画、思维训练等样样上，似乎都需要一个“私人秘书”帮着安排各种学习活动才能更高效地利用时间了。
到了基础教育阶段那就更加惨了，各种学科学习和考试的压力来了，若孩子聪明点的，那就来点艺术体育类的拓展补习，若孩子校内成绩差一点的，那就不客气了，各种学科补习全部排上。培训机构现在是没了，可家长照样可以安排各种学习任务。
总之，现在很多孩子的时间完全没有留白，没有异想天开做白日梦的时间，什么都是大人安排好的，人像机器那样按照程序运转就行了。
一个朋友同时给我分享了两个视频，对比强烈，印象深刻，其一是某个境外电视台采访一个西方的小学生，另一个是中国官媒采访一个中国的小学生。那个西方的小男生在镜头前“大放厥词”说自己长大了要拿三个博士学位，领域涵盖了当今科学最最前沿的一些方面，还说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聪明且自信，一定能够实现梦想；而那个中国的小女生在镜头前也是侃侃而谈，而且明显准备充分，可是说的话基本就是我们在媒体上经常听到的那几句。
如果我们学生的整个早期和基础教育的经历都是这样的，我很难想象到了大学或研究生阶段他们就突然会脑洞大开了。记得一位老教育家说过这样一个担忧，说孩子刚进入学校的时候整天会问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可是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就只会问一个问题了，“老师，这个题目怎么做？”
我曾经以为国际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有望改变，或者至少影响中国教育，因此我长期从事国际教育工作，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国际文凭项目（IBDP）的校内管理和教学工作。可是过去一些年的发展让我感觉国际教育倒是被中国教育所同化了。当然去年新课标的颁布还是让我重新看到了一些希望，至少是在国家课程方案层面。
国际文凭项目（IBDP）要求学生学习和锻炼提出高质量研究问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学习也会得到教师的指导和评价。比如说，学生需完成一个完整的，基于学生本人兴趣和学科学习基础的拓展论文（Extended Essay）研究。这个研究任务的每个步骤对高中学生来说都极具挑战性，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学生认为最难的还是寻找一个既新颖，又可以实际上被研究的问题。
前几年A Level几个考试局也纷纷推出类似的研究性作业项目, 并对此进行学习评价，比如剑桥的IPQ（Independent Project Qualification ）。我所在的学校也在A Level学生中对此可选的学习项目进行推广，但是不少学生往往就止步于研究问题的寻找而放弃挑战这个证书。
在IB教育中有学生的学习技能，即ATL（Approaches to Learning）的培养目标。五个学习技能包括思维能力、研究能力、沟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社会能力，其中思维能力主要是指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性思维能力和在新情境中的迁移能力，而研究能力就是指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力，其中还包括了信息素养和媒体素养。
我的教学工作经历告诉我，即使国际文凭的学生接受了比较系统性的培养，很多学生还是会觉得寻找研究问题是很困难的事情。学生往往需要教师很长时间的辅导和帮助才能够最终确定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国际课程的学生尚且如此，更何况体制内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压根就可能没有得到过这些与思维和研究意识和技能相关的培训。
据说2022版的新课标参考了很多国际课程，尤其是IB课程的理念和课程设计方法。比如说新课标对概念化的单元学习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且在每个学科中增加了主题式或项目式学习模块。对于这些教学要求，如果教师设计得当，教学过程也符合这种学习模块的初衷，那么确实还是有可能培养越来越多更具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学生的。
我所工作的国际化双语学校既在高中阶段实施国际文凭项目(IBDP)，也在中小学推行跨学科单元教学，而且在幼儿园阶段设置了IB的PYP项目。多年来，在这样的课程和教学氛围之下，我们还是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令我们觉得“脑洞大开”的创新想法的。
比如：
我们的幼儿园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在家里经常要表达以后要改变世界。
我们的小学科学老师告诉我，他的学生已经开始设计整体化的环保城市、学校农场的太阳能系统、太阳能智能洒水车，以及受X战警启发的X多功能家用机器人，等等。
我们的高中科学老师告诉我，他的学生已经在探索如何用培植苔藓的方式改进城市环境，也有学生用拓展论文研究如何将黑体辐射理论运用于戴森球的设计。
虽然这些幼稚的想法与颜宁所期望的科学问题还相去甚远，但是，如果这些孩子从小到大长期浸润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之中，那么等他们到了本科毕业去挑战博士面试时，必然会有一些令我们刮目相看的突破性的科学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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