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Eileen
图 | 《天空之城》《首尔的夏天》剧照

「没有驾照就开车的话，开车的人会被逮捕。然而，我浑浑噩噩地养育孩子，被关进牢笼的却不是我，而是孩子。」

这是韩国作家李柳南在《妈妈的悔过书》里写下的忏悔。她毕业于首尔国立教育大学，在担任教师的数十年里，执教的每个班级都名列前茅，在教学技能比赛和全国现场教学比赛中包揽第一名的成绩，是无可置疑的优秀老师。

她的一双儿女也被培养得很出色：儿子从小就是班干部，竞选学生会长时票数断层第一，高三的模拟考试挤进了全国前100名；女儿在江南区一所知名女校读高中。

但儿子在高三那年，突然提出了休学，紧接着女儿一意孤行休了学。李柳南一度陷入绝望中，在巨大的压力下，曾三次晕倒被送往急诊室，三次被车撞，三次开车撞到人，每晚睡前都祈祷第二天不要睁开眼。

别无退路之后，她开始系统性学习，才意识到过去自己对孩子施加了多大的压力，说出了多少伤人的话语。

她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让两个孩子的生活慢慢回归正常，也把这段故事写成了书，一发行即畅销，单日销售超过3万本，创下纪录，累计销量突破20万册，获得了许多家长的共鸣。

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17年，但在此后的近十年里，韩国青少年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韩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能力在37个国家中排在第3位，但心理健康仅排在第34位。

韩国有超过10万家补习机构，超过60%的孩子学习过度，许多家庭每个月补习班花费都要超过100万韩元，占双职工家庭年收入的八分之一以上。

韩国抑郁症患者人数从2020年的83万人增加至2023年的110万人，其中10岁以下患者增幅最大，其次是20岁以下患者，从3.98万人增至7.3万人。

2023年，19岁以下自杀人数为373人。残酷的教育内卷之下，首当其冲承受苦果的是无数尚年幼的孩子。

近年来，国内青少年抑郁休学的事例屡见不鲜。同属东亚文化圈，中日韩在许多领域的发展路径都高度相似，或许韩国青少年的今天，也会是我们孩子的明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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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止境的补习

李柳南的女儿在写给她的信里，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的：

「妈妈，我的小时候充满了黑暗，没有一点美好的记忆。当时的我并不是我，只是按照妈妈给我规划的生活，得过且过而已。

我上小学时，大家还没上那么多补习班，所以放学后有很多时间一起玩。但我和别人不一样，放学后每天都要去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除了学习课本知识，我还在学习舞蹈、钢琴、长笛、游泳、美术、电脑、滑冰、围棋、长鼓以及直笛。

这样每天上补习班的结果，就是我被同学们排斥了。我被同学们打上了标签“总是没有时间的孩子”，后来他们干脆不问我有没有时间了。没有一个可以分享心事的朋友，我只能继续做我做得不好，也不想做的功课，去妈妈让我去的各种补习班。可笑的是，我却无法学到几乎是唯一想学的小提琴。妈妈说小提琴不是谁都能学的，要有天赋。

学生时代的我，只是一个为了成为妈妈的炫耀品而被加工，却远远不达标的劣质石块。

有一天，哥哥突然休学了。我生平第一次发现还有这样的选择。我没有一点学生时代的美好记忆，留在学校只是挣扎。我讨厌那样的生活，觉得上学更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也决定休学。」

李柳南成长于一个经济困难的家庭，父亲患了糖尿病，家里没什么财产和积蓄，她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母又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子没必要读大学。她是靠着赞助和奖学金完成了高中学业，因为经济考量填报了仅两年的首尔国立教育大学。

她为自己没考进更好的名校而大伤自尊，因为经济条件而很自卑，不出席联谊会，也不参加社团活动，过着隐遁般的生活，度过了自我封闭的大学时期。

成为老师之后，她非常努力，也非常严格，对学生军事化管理，强调“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留的作业比别的班级多，没做或做得不够好的学生会受到严格惩罚。

因此，她带的班成绩总比其他班更好，学生参加比赛得奖数也比别班更多，家长都希望孩子能成为她的学生。

后来有了孩子，她的要求更高：我的孩子至少要比我优秀，要比我教的学生中最好的还要更优秀。

所以她“知道能让英语发音变好的补习班，不管学费多么昂贵，都会将孩子送去；擅长教数学的补习班距离很远，就算得开车接送也要去；为了打听哪家补习班会教才艺，不辞辛劳到处去询问；只要是能让孩子的头脑变聪明的食物，就算花大价钱也会买回来”。但不管孩子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她都不满意，吝啬于肯定和称赞。

儿子获得了全校第一名，她说数学比上一次退步了，这个成绩在名校连中间的名次都排不上。

女儿7岁上小学时，她哪怕晚上10点到家，都要监督女儿的听写练习，孩子困得眼睛都快闭上了，哭着哀求想去睡觉，但她只是说：“现在是睡觉的时候吗？去洗把脸再回来！”女儿考60分会被骂哭，考80分被挖苦“这次考试比较简单吧”，考100分被问“是不是班上每个人都100分？”

李柳南在两个孩子相继休学后，才开始反思自身的问题。但其实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韩国社会对教育极其重视，她只是无法置身其外而已。

在韩国，好的工作机会与大学学历强关联，人们渴望通过进入顶尖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合称SKY，也叫做“天空联盟”，只有2%的学生能进入SKY大学）来找到好工作，获得社会经济地位。

教育的目标也从提高人口素质，异化成了对名牌大学学历的全民竞赛。

补习班（韩国称为“学院”）在1960年代末开始在韩国出现，70年代末发展成了庞大的产业，政府尝试过取缔全国的有偿培训机构，但这并未抑制补习班的生长，只是让补习成本更高了。

韩国教育开发院的年报显示，2014年韩国私人教育机构数就达到了近7万家，补习的学生人数超过了700万人，授课老师多达28万。2017年的韩国纪录片《课外教育悖论》中，多数家庭每个月补习班花费都要超过100万韩元，而当年韩国的人均年收入是3519万韩元。

孩子们大多从幼儿园就踏上了补习班之路。

据2019年相关数据显示，在韩国上补习班的学生比率高达74.8%，小学生就高达83.5%，初中为71.4%，高中为61%。很多学生白天在学校上完课后，直接去私立机构学习到晚上九十点，有的还会去自习室接着学。

韩国学生中流传着一个词，“四当五落”，就是说每天睡4小时能考上心仪的大学，但是如果每天睡5个小时，就会名落孙山。

但这样长时间高强度的的补习、严重不足的睡眠、紧绷的神经，无法带来更好的前程，反倒是在酝酿苦果。

李柳南的两个孩子相继休学，就是佐证，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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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和抑郁的温床

“我过了很久才理解为何两个孩子会休学，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进行他人主导的学习。

我会排满孩子的行程，每天都安排好他们要去的补习班。孩子们做妈妈要他们做的作业，读妈妈要他们读的书，去妈妈叫他们去的补习班，一路以来就是这样长大的。

他人主导的学习总会到达极限，我家孩子的极限是高二、高三。不同的孩子时间点会不同，但无论是谁，到达极限的一天总会来临。”李柳南在书中如此写道。

但休学并不是最差的结果，让李柳南绝望到每晚祈祷第二天不要醒来的是，她见到了孩子们性格大变，甚至丧失生存欲。

从来没有顶过嘴的乖孩子，某天开始顶嘴，每句话后面都加个“靠”字，她这辈子都没听过的脏话接连从儿子口中冒出来，她和儿子因愤怒冲彼此大吼大叫，陷入了永无止境的争吵之中。

一年半的时间里，两个孩子渐渐变成废人，不但家门都不出，连房间也不让阳光照入，每天窝在房间吃饭睡觉、打游戏、看电影，社交恐惧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丈夫一帆风顺的生意也如同噩梦般在一夜之间破产，讨债公司找上学校，在她上课的教室外等着，李柳南每天都很痛苦、愤怒、惊慌、恐惧，曾三次晕倒被送往急诊室。

但两个孩子不为所动，甚至见她昏倒只是冷笑“作什么秀啊”，有一次把她送上救护车后，只打电话联系了父亲，甚至没跟到医院去。

但她仍不放弃，逼问孩子什么时候能去参加考试去上学，不要再瞎混了，孩子们看到她就像看到仇人、看到蟑螂一样，用可怕的眼神瞪着她，怒吼：“光听到妈妈的声音就起鸡皮疙瘩，听到妈妈说话就觉得喘不过气，拜托你不要讲话，把嘴巴闭上吧！想看我们死吗？”

女儿会把自己关在房间失声痛哭，把衣服和书本撕碎丢在地上，衣柜门都砸坏了，头发剃得精光，双手满是鲜血。李柳南看到的第一眼满腔怒火，想的是该怎么管教孩子，使劲拍打女儿的房门。

但突然地，她想到：“这样下去，我的孩子要是死了怎么办？万一自杀的话怎么办？”她才惊醒过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反思自己到底做错了哪些，从何时开始错的。

她想起自己从小说过许多伤害孩子的话，美国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戈特曼将它们定义为“让彼此成为仇人的话语”，一直听着这些话长大的孩子，会滋生复仇心理，想着长大后总有一天要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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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觉得，报复就是“做让父母最生气、最心痛的事”。他们报复的方法非常多样。有的孩子会在学校打其他同学，有的孩子会离家出走，也有的孩子即便住在家里，也不和父母对话，躲闪父母的目光，惹父母生气，或是故意犯罪，让父母难受。

我家孩子对我报复的方法就是“不去学校”。妈妈认为最重要的事是上学，因此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休学会让妈妈最难受。」

因为高压教育，大部分韩国学生精神压力巨大：

2024年韩国专业福利机构针对全国17个市道的1万余名学生做过调查，儿童幸福指数在满分100分中得分仅为45.3分，有13.1%平时存在失眠情况；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儿童青少年人数年年攀升，2023年7至18岁接受抑郁症治疗的儿童青少年为53070名，比2018年的30190人增加了75.8%，同年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自杀死亡人数共计214人，创历史新高。

被剥夺了玩耍权和休息权，长期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孩子们，会以各种方式向外倾泄他们的痛苦，霸凌、偷窃、强奸，或是自残、自杀，甚至是杀人。

2011年，韩国一名高三学生残忍将母亲杀害并藏尸。原因是母亲逼他考第一，甚至有时候不允许他吃东西或睡觉。在高考模拟考试中，他在70万名考生中排名第4000名。因为怕被骂，他涂改了成绩单。但母亲仍不满意，打算去学校找老师。他害怕篡改成绩单的事暴露，因此将母亲杀害。

2018年引发收视狂潮、刷新韩国最高收视率记录的电视剧《天空之城》，讲的就是贵妇妈妈们为培养孩子进入SKY大学做出的事。

剧中有教师在实习时目睹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自杀而常怀愧疚，也有妈妈因为儿子考上首尔医科大学后受不了“教育压榨”报复性离家出走，而悲痛欲绝，饮弹自尽。

悲剧一再重演，但内卷的状态却没有减缓的趋势，家长们只能在被动停下来之后，自己寻找破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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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养育一次

在两个孩子都中断学业后，李柳南开始走遍全国，参加各种父母教育课程和沟通课程。

她接触到了“教练式辅导”（Coaching）这个工具——教练不能带有自我，本身不提供任何解决方案，而是协助被辅导者自己找到答案；教练式辅导不是找出对话对象的问题并解决，而是帮对方开发潜能，以支持为基础，重点放在未来。

在几年时间里，她认识了沟通、领导、教练式辅导等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在各类教育机构进修，取得了韩国教练式辅导协会认证资格，以及其他20多种资格证。

李柳南开始一点点改变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第一件事就是学着称赞孩子。

以前她不满意女儿听写拿不了满分，不满意儿子数学成绩不够好，不满意学生们头发不整齐、踩着鞋跟走路、字写得丑、书桌乱七八糟，总是看到孩子们不好的一面，但儿女休学后，她即使被学生吵闹得怒火勃发，也会突然想到，“孩子们不想来学校的原因有那么多，但他们还是战胜了所有理由来了学校。能好好去上学，是多么值得称赞、多么伟大的奇迹般的行为。”

她像牙牙学语的孩童一样学习“称赞的语言”，即使每次开口称赞时都像全身起鸡皮疙瘩般不自然，但她还是少量多次地反复练习，直到称赞的话能自然地脱口而出，取代那些“让彼此成为仇人的话语”。

第二件事上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

以前她总是一手包办孩子们的生活，决定他们上什么补习班、学什么乐器、参加什么社团，让孩子丧失了内生的驱动力。后来她会让孩子们自己做选择，不管那个选择是好是坏，都首先给予支持。

儿子中学时想学打鼓，主动提过无数次，都被李柳南否定了。休学后，在绝望中过活的儿子又问她能不能把打鼓当兴趣学，这次她给予的是支持，于是儿子自己找音乐教室，大热门怕影响别人关起门练习，每天学到深夜，还自告奋勇在有许多专业人士的教会打鼓伴奏。

女儿在同龄人上大学时想学烘焙，李柳南付了大笔学费，看到女儿在夏季拖着80公斤的身躯站着练习一整天，腿肿得像柱子一样，以为女儿会放弃，没想到她竟坚持了下来，通过了糕点烘焙技师考试，考上了三所因烘焙而闻名的大学。但入学两个月后，女儿觉得烘焙只能作为兴趣，决定退学，李柳南气得说不出话，但想着“活着就好”支持了女儿的选择。

后来女儿对心理学感兴趣，考上了一所大学的社会福利系，不到两个月，女儿说同学太糟糕，又想退学。女儿在海边沙滩上写的心愿是交男朋友，又想去美国读书，种种异想天开的话常让李柳南怒火中烧，但每次她都支持了孩子的选择。

李柳南最喜欢的对教练式辅导的形容是“有如引水”，必须有耐心，才能把孩子内心深处的水引上来，如果只是随便压两下，感觉不行就放弃，是绝对取不到水的。

三年多的时间，无论孩子们怎么“胡闹”，李柳南都一如既往支持，直到他们从抑郁休学/惊恐障碍里走出来，女儿去美国攻读了心理学，遇到了契合的伴侣，有了小孩，儿子则走上了哲学之路，完成了艰难的哲学博士课程，还在为成为小说家而努力。

李柳南无疑是幸运的，她愿意改变，又有耐心，终于让一双儿女寻觅到了想要的生活。

教育军备竞赛越卷越激烈时，很多人都忘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抑郁、休学这样短暂的停滞，并不是失败的句点，或许正是停下来审慎思考、再次出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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