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Yuan 图片来源 | 达罗捷派

这个暑假，因为菲尔兹奖，数学家王虹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在获奖前，她转系、改专业，最终回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方向，还让人羡慕的，是她遇到了一位好导师，当王虹带着一些还没想清楚、甚至有些混乱的想法去找导师拉里·古思时，对方从不急着打断或否定，而是耐心听她说完，再鼓励她继续想下去。

这样的对话，让她学会了把想法理清楚、深入下去，导师并不替她判断一个想法是否靠谱，而是让她在不断试错中形成判断。

他教给王虹的，不只是数学知识，更是独立思考的方法，以及相信自己能够把问题想明白的底气。

王虹做报告演讲时，古斯教授安静地退到走廊窗边聆听

在北京，能遇到这样的老师吗？一个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并能把事情做到底的孩子，学校能培养出来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进了JPED达罗捷派，一个最接近答案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一直强调不培养「流水线学生」，也被外人称作「一所培养老板的学校」，所谓「培养老板」，不是要让每个孩子将来都去创业，而是培养他们成为自己的人生的「项目负责人」，主动发现热爱，付诸实践，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在达罗捷派PBL学生学习成果展示中，这些听起来有些抽象的理念，变成了有迹可循的答案。

图片PBL活动日现场，小初高年级同学们的各种项目展示

// 1

大多数孩子不缺赛道，缺的是容纳自己的「旷野」

在达罗捷派的PBL活动日现场，菁kids旁听了几个项目，孩子们的项目横跨各个行业、不同领域，有一个人撑起一个项目的，也有几个孩子共同完成一个项目。

他们气场十足，大胆地描述未来，全程在台下聆听的校长敬沛甚至当场对一个项目说：我再给你增加10万预算，你能不能把这个想法做出来？给我一个方案……让人眼前一亮，把PBL项目展示变成了路演现场。

校长敬沛（左二）聆听学生的项目分享

但这并不是一场「完美PBL展演」，他们会坦率地说哪里没做完，哪里走错了，哪里还需要继续修改，句句都是真诚和底气。

那些空白、停顿和推倒重来，没有削弱项目的价值，反而让人相信，学习真的发生过。

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场里，「旷野」有了具体的样子：孩子从自己的兴趣和困惑出发，在调研、试错、反馈和修正中，慢慢辨认属于自己的方向。

 

// 2

兴趣如何变成一条可行的道路？

北京孩子从来不缺学习机会，也不缺资源，他们身边有太多升学路径，被家长、机构和过来人拆解得清清楚楚。

什么年级该达到什么程度，什么成绩对应什么机会，什么活动更容易被看见，似乎都有一套成熟经验。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出现。路被规划得越来越清楚，孩子反而越来越少有机会停下来问一句：未来，我到底想做什么？

Kercy Ren想做的事情，从兴趣开始。

她喜欢理科实验，也喜欢香氛，于是想为学校设计一款专属气味。

学校通常有Logo、专属配色、吉祥物等，这些视觉符号很常见。但她想换一个角度：能不能用嗅觉建立情感联结？让人一闻到某种味道，就联想到母校，唤回在学校的记忆？

这听起来像一个很个人化、甚至有点小众的想法，但她没有只停在「个人单方的热爱」这一层。

她做了问卷，研究大家日常是否使用香氛产品，偏好什么样的浓度和香调。她还查阅了神经科学资料，试图理解气味为什么会和情绪、记忆产生关联。

她还把调研结果转化为实验方向，反复调配佛手柑、玫瑰、薄荷等香调，做出几款候选小样，再通过反馈筛选最终成品。

在听完她的项目讲解之后，校长敬沛又提出了一个更贴近社区的问题：学校里有不少自己种植的植物，能不能把这些植物也用起来，调制出专属于JPED的香氛？

这个提问，让项目又往前走了一步。

这时，兴趣已经不只是兴趣了，它开始和科学、心理，甚至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到了项目后期，她还和学校市场部门沟通，希望未来把这款香氛开发成校园文创产品。

一个喜欢香氛的孩子，没有被简单地鼓励「坚持热爱」，而是引导她把热爱推进到可以被检验，被完善，并走向社会，实现价值的程度。

这和我们熟悉的「兴趣培养」很不一样。

很多时候，家长说尊重兴趣，容易停在买材料、报课程、参加活动。可是，兴趣如果只停留在消费层面，它很难真正长成能力。

只有当孩子开始围绕兴趣提出问题、设计方案、解决现实限制时，它才能成为面向群体与大众的选择。

还有一个小组（Maggie Li, Maggie Ma, Windy Li & Bella）的项目，出发点就是面向群体和大众。

Maggie小组正在准备项目演讲

为了能够更好地诠释这件事，在PBL展示现场，她们为到场每位观众分发了团队原创印制的漫画手册。

这个项目最初看起来像是艺术创作：画漫画，写故事，用漫画讨论家庭教育、心理健康等社会议题，做一本漫画册。但往下走，她们发现，仅仅完成漫画远远不够。

她们还思考：家长真正关心什么，怎样让家长愿意走进这场活动？怎样把心理学、家庭教育知识转化成可参与的互动环节？

于是，他们策划了一场面向家长的亲子沟通工作坊。采访学生、老师和家委会成员 ，设计破冰游戏、漫画情景演绎、童年回忆分享，还提前收集孩子们想对父母表达的心声，再在工作坊现场分享给家长。

有家长对这次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但校长敬沛却提出一个有点泼冷水的问题：真正亲子矛盾比较突出的家长，往往未必愿意主动参加家庭教育工作坊。到场的，可能都是亲子关系本来就没什么问题的家庭。

这个问题很尖锐。

如果只是为了展示成果，学生完全可以模糊地绕过去，说活动效果很好、家长反馈很好。

但她们没有回避。她们承认这个痛点，并提出后续可以换一种形式：不直接把活动包装成「教育家长」，而是融入演出、汇演或AI素养课程里，以更自然的方式把亲子沟通内容传递出去。

她们甚至说，作为学生，本来也没有立场去教育父母，养育孩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她们只是想传递青少年视角下的心声。

这句回应真诚而有分寸。真正的社会项目，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而是明确自己能做什么，也坦言自己的局限。

一个真正能走向未来的孩子，不只是有热情、有表达欲、有执行力，更要能够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姿态，让想法以更恰当的方式发生作用。

这些，也是一个孩子未来能不能独立做事、能不能真正承担责任的底层能力。

Alice Liu的项目，则更像是当下很多孩子会遇到的新型学习现场。

她想开发一款帮助青少年和年轻人养成好习惯的软件，同时为非营利组织筹集善款。

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有很强的自我投射。她自己也深受拖延、自律困难的困扰，所以这款App不只是服务别人，也是在解决她自己的问题。

但一个想法要变成App，并不容易。她先把目标用户从「所有人」缩小到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因为她发现市面上的习惯管理软件大多偏向职场人或成年人，并不适配学生。

之后，她采访同年级同学，了解大家坚持习惯时最大的阻碍、希望软件有什么功能、喜欢什么样的界面设计。她还请教心理学背景的老师，研究习惯养成、自律困难、公益组织筛选等问题。

接着，真正的难点来了。

她不会编程。

于是她开始和AI协作，把自己的产品蓝图告诉ChatGPT，让它帮忙把需求转化成可被开发平台识别的提示词，再输入Google AI Studio这样的无代码开发工具，生成App初版。

但AI没有一下子帮她解决问题。

第一版界面很差，视觉效果单调，功能也并不理想。

她反复修改提示词，一遍遍和AI沟通。做科普视频时，AI生成的画面也经常不符合预期：忘了标注特写镜头，它就生成远景；有些片段速度太快，五分钟内容几秒就放完。

她想用更好的付费工具，但成本完全无法承担，只能自己去看教程，把视频拆成一段段细小的分镜，再用更精确的语言约束AI生成结果。

就在正式展示前两小时，App还突然打不开。

她说，当时自己非常沮丧，最后才修复成功。

这恰恰是AI时代很真实的一课。

AI当然能帮孩子做很多事，但它并不会替孩子决定产品逻辑，不会替孩子理解用户，也不会在作品崩掉时替孩子承担压力。

真正不可替代的部分，仍然是人的判断、耐心、修正能力，以及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这也是达罗捷派这片「旷野」存在的意义。

孩子可以从自己的兴趣和困惑出发，但不能只停在「我喜欢」「我想做」。

喜欢香氛，就要做调研、实验和原材料采购；想用漫画讨论亲子关系，就要面对真实家长的参与意愿和沟通边界；想开发App，就要直面程序崩掉时，自己想办法把它修回来。

在这里，兴趣不是被温柔地保护起来，而是被认真地推向现实。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开始从完成任务的人，慢慢变成能提出问题、理解他人、修正方案，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人。

教师们在聆听学生的演讲

// 3

「旷野」足够辽阔，是因为有人为孩子守望

当然，给孩子一片「旷野」，不是把他们推到空地上，任由他们自己摸索。

恰恰相反，越是强调自主，越考验一所学校背后的支撑系统。

因为兴趣本身很轻，今天喜欢这个，明天也可能被另一个新鲜事吸引；一个想法刚冒出来时，往往也很粗糙，可能太大、太散、太理想化，甚至完全不具备落地条件。

如果没有专业的引导，所谓「自由探索」，很容易变成浅尝辄止。

在达罗捷派，我们看到的不是简单放手，而是一种更克制的陪伴：孩子可以自己提出问题，但要不断把问题说清楚；可以选择方向，但要接受阶段性反馈；可以承认失败，但必须解释失败发生在哪里，下一步准备怎么改。

在学校的课程体系里，这种能力不是到了高中才突然被要求。

小学阶段，孩子通过Workshop，在短周期、强体验的任务里完成动手、表达和反思。一个看似简单的作品，背后也要经历观察、记录、合作、展示，让低龄孩子先感受到「学习可以被看见」。

到了初中，IDU跨学科单元开始把问题变复杂。一个问题不再只属于某一门课，科学可以和音乐相遇，数学可以和历史关联，孩子需要从不同学科里调动知识，而不是等待老师告诉他该用哪一章、哪一个公式。

进入高中，PBL Studio则更接近真实世界。

学生面对的，不只是一个课堂任务，而是用户、成本、技术限制、团队分工、社会反馈和项目迭代。一个项目能不能继续往前走，要看它有没有证据，能不能解决问题，是否经得起别人追问。

所以，达罗捷派的「旷野」，更像是一条逐渐放手的路：低龄时给体验，中段给方法，高年级给复杂问题和真实责任。孩子一步步走出去，学校也在背后一步步调整支架的高度。

这种支撑，体现在非常具体的提问和引导里。

Kercy做校园香氛，校长敬沛听完后追问：能不能用校园里自己种植的植物做原料？这个问题，不只是增加一道制作要求，而是推动她开始考虑原料来源、校园场景和可持续性；

Maggie小组做亲子沟通工作坊，敬沛提醒她们：真正需要帮助的家长未必会来参加。这句话把学生从美好的自我设想拉回用户视角：一个项目不能只考虑「我们能提供什么」，还要弄清楚「对方为什么愿意来」，以及怎样才能真正触达需要帮助的人；

Alice开发App，学校关注的，也不仅是她能不能借助AI做出一款软件，而是她能否在一次次调试、失败和修复中，真正理解问题并调整方案。只有经历这个过程，AI才不只是替她完成任务的工具，而会逐渐变成她自己的能力。

这些时刻，正是「守望」的意义。

好的教育，不是替孩子把项目修到完美，也不是只在最后鼓掌表扬，而是在关键节点把问题抛回给孩子：你的证据在哪里？你的方案还缺什么？你的下一步怎么走？

这几次提醒，提醒的方向不一样，做的却是同一件事：不直接告诉孩子该怎么做，而是点出一个他们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让孩子发现，事情并没有自己想得那么简单。

接下来怎么办，仍然要由孩子自己去想、去改、去试。老师只是把他们往前推一步，却不替他们走完剩下的路。

孩子因此被保护，也被要求。

他们被允许从兴趣出发，但不会停在兴趣里；被允许失败，但不能把失败当成结束；被鼓励大胆想象，也要学会面对现实。

这正是达罗捷派教育最值得家长看到的地方。

图片

这里不是简单地把每个孩子推向所谓「个性化」，而是学校有能力帮助孩子把兴趣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能力。

旷野足够辽阔，孩子才能看见远方。

但也正因为有人在身后守望，他们才不会只是漫无目的地奔跑，而是慢慢学会：如何选择，如何负责，如何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未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