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耶鲁发了拒信，被放入达特茅斯的waiting list里。在采访David以前，很多人告诉我，这是他的近况。

对这位男孩来说，这虽然有遗憾，但并不意味着失败。如果耐心阅读完他的自述，你会发现他对自己的规划有清晰的判断、对自己所热爱的事物，有着毫无保留的纯粹，对待自己必须完成的责任，有坚持与严格的自我要求。

经历的所谓“失败”，其实是在比绝大多数人优秀的情况下，向更高的追求发起的挑战。与此同时，他被很多好学校录取，UCL、KCL、Manchester为他发来了offer，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甚至为他提供了10万加币的奖学金。

学习、申请静态的结果只短暂地呈现，而是动态的过程才持续更长的时间。如何确定选择什么专业？如何保持高效的学校状态？申请过程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才能向学校充分展示自己的优势？以下是北京英国学校-顺义校区的毕业生David的自述。

文/Nancy
图/受访者提供

“对”的专业，不如一技之长

申请前的1～2年，我曾很认真地考虑过，未来是否要从事音乐或表演相关的工作。我很喜欢音乐，但经过思考以后，我认为至少在本科阶段，更需要打好理科的基础。

作出这样的决定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认真地咨询了很多人的意见，最终又要在心里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总的来说，我很幸运，至少我在这两类学科中都收获了很多的乐趣，也很有自己的优势。

在读小学1～2年级时，我很积极地参加校内校外的艺术活动。在学校时，我曾经参加过很多与之相关的社团。在校外，我参加过“小小演说家”、“小话剧班”。我还学过古典声乐、钢琴，长大一些后，我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类型的偏好，虽然还弹钢琴，但对“古典的东西”接触逐渐减少。之后，我自学了4～5年的电吉他，和同学组了一个乐队，自己写歌、编曲、填词，预计今年夏天会出一张EP。

能够有机会在艺术与理科专业之间作出选择，很大部分原因要归因于我在高中阶段标化成绩还不错，SAT考试我获得了1540分，IB我选了四个HL课程为45分，在学校里我与物理相关的课程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不得不承认，理科的仍然是迈入社会时一块很好的敲门砖——它至少让我有一技之长，更容易被用人单位所青睐。

之所以没有直接申请与金融相关的专业，是因为我并不认为本科学金融是完美的选择。如果从本科开始学习金融，它给予我可以选择的余地很少。本科学金融往往意味着升读高年级时需要尽可能保持一贯性，但是如果选择学习一个更加灵活的科目，我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比起一个“对”的专业，我更看重这个专业是否能够给予我一技之长。

如果能顺利获得一张computer science的毕业文凭，我除了可以申读或者从事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同样也可以去券商、投行。

偏理科专业的社会需求更大，我也有可能适配到更多的工作岗位。因此，在这个申请季，我主要申请的专业包括了Computer Science与Physics。

我也申请了一些历史专业的项目，一方面是因为我很喜欢历史，另一方面，有一些大学的历史科系与法学院关系密切，历史学院毕业生能够顺利入学其法学院。选择在本科阶段学习偏理科的专业，也给予自己更多的时间确认是否真的适合艺术相关的内容。

 

学多少就一定要玩多少

因为父母的原因，从出生到8岁这段时间，我一直生活在澳洲，8岁以后才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以后，父母希望我更多地学习了解中国文化，所以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进入国际学校学习，而是在一所公立学校继续念完小学。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从两种不同的教育体系里汲取营养。

在澳洲的教育体系里，它教会我玩的重要性。在澳洲的学校里，如果老师让我们完成一件事，结束以后他们会给我们奖励。另外，在澳洲有很多很健康的游戏方式，比如打球、冲浪，我对音乐和话剧的兴趣应该也是在那时候培养起来的。

回到国内，我在公立学校里完成了小学课程。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作业很多，也上过奥数这样的课外班，回想起来也会觉得很痛苦，但在那时候我就被强化了“学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的观念。

经常有人问我怎样才能兼顾兴趣爱好与学业？是不是每天要连续学习很长时间？我的方法综合了在国内和国外所经历过的教育，就是——如果在学习上花费了一定的时间，这些时间也值得被玩回来。当我玩得越少时，就越发觉得学习不带劲，没有动力。

通过玩耍、参加课外活动，能够把我的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它们会填满我的时间表，但同时，如果要玩、要参与这些活动，它们也会倒逼我学会更有效地进行时间管理。

当然在最开始，调和玩和学习的时间比例是需要磨合、适应的。

 

我记得在刚上初二、初三年级时，作业逐渐增多，那时候，如果保持在书桌前坐两三个小时的状态，我发现自己有一些坐不住。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制订出一个时间表，一切必须遵循计划执行，如果上午学习，下午我就可以用一定的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情。

但是，刚开始规划时，我并不了解自己的负荷能力，制定的任务量也有超出计划范围的情况。遇到这种问题时，我不会去改变计划。如果我计划了，但是没有按规定的时间完成，即使延期，或者占用其他时间，我也必须要把它完成。

高一时，我因为排练话剧时间耽误写essay的时间了，通常情况下我是不会熬夜的，一般不超过十点就休息了，但那天排练完话剧回家后，我从9点写essay到第二天早晨6点。

多制订几次计划，对自己的时间和能力也就有所了解了，制订的计划也更符合自己的能力。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被逼迫着去做一个计划，不能是别人迫使着去做一件事，这个计划表必须依据我们自己的“口味”定制。

 

需要家庭讨论，也需要个人独处

我几乎不熬夜，尽可能早起，每天一定要认真吃早餐。

一天之中，除了早餐以外，午餐和晚餐我和父母的时间很难碰到一起，虽然我们会争取一周安排几次一起吃晚餐和午餐的时间，一起做一些硬菜，但对我们家来说一起吃早餐是雷打不动的传统。

如果是工作日，早餐时间大约在7:10～7:40，我爸爸会早早起来做早餐。吃完饭，妈妈和我会帮着一起收拾餐盘。绝大多数时候，菜谱会很健康——多吃蔬菜和蛋白质，少碳水，偶尔也会有像汤粉这样的早餐。周末，大家休息的时间会稍微延后一些。早餐时间，我们会彼此交流一下当天的计划、安排。

这些习惯都带有很强的家族特色。认真吃饭就像是我们家的家族文化，从我爷爷奶奶那辈儿，到我的父母这一辈，再到我这一代，一辈一辈传承下来。餐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趁着吃饭的间隙，我们能聊很多东西——小到周末出游去哪里，大到我出国念书的专业选择，确定办签证的时间，我们家里很多重要议题都是在餐桌上决定的。

我觉得这样的餐桌传统是很重要的，吃饭是每天为数不多可以分享自己一天安排的时候，一天之计在于晨，如果能给一天开启一个好的开头也很棒。

但在餐桌上讨论事情，难免会出现意见相左出现争执的情况，如果吵得厉害时，可能会把早餐撂在那里，各回各屋。但是因为第二天还得在一起吃早餐，坐在餐桌边，其实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平台，最后争执往往通过理性的方式解决。

虽然早餐是一个家庭对话沟通的渠道，我能从父母的建议里找到解决一些问题的方法，但也有一些事只能由我自己消化吸收。

第一封拒信来自美国的西北大学，起初我没有记挂在心上。那时候我想着之后逐渐会有其他学校的录取信息传来。而等到4月6号，那天早上，早餐前，我同时收到了哈佛、耶鲁与宾大发来的拒信。我照例起床吃了早餐，因为下午有事需要处理，仓促吃过早餐后，我便离开了家。

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父母收到学校拒信的事情，那时我对自己很失望，不需要周围的人同样失望，从而让这种情绪一直萦绕，也不希望别人的情绪反复提醒我。

那个时间节点已经接近申请末期，大多数该收到的offer已经尘埃落定。给我发拒信的学校都是美国的藤校，在申请前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一定会被录取，但心里的预期还是达到了50%～60%。收到拒信，我对自己中学阶段的努力没有懊悔，更多的情绪起伏来自预期的落空。

所幸那时，我还需要面临5月的IB大考，以及学生会相关的事宜，我让自己投入更繁忙的学业和社团工作中去，反而很快从失落中走出。

一周以后，当我将情绪平复得比较好时，我将收到拒信的事情告诉了父母。我没有问过他们是否对这个结果感到难过，但在我告诉他们这则讯息时，他们更多地是为我分析了疫情情况下，或许这都不算是个坏消息。

之后当我得知我被达特茅斯放在了waiting list里时，我的处理方式变得更冷静了。从waiting list里转至录取的可能微乎其微，但是我还是不想让自己的申请留有遗憾。我给招生办写过几封信，重新推介我自己，我的老师也为我追加了推荐信。

在为我自己argue的过程中，我复盘了自己整个申请季的得失。我觉得文书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风格，没有必要听从别人的建议，或者说迎合某个学校所谓的“被青睐的特定文风”而改变自己的叙述方式，太过刻意，反倒有可能变得“四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