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德国、意大利、美国,在哪当妈最幸福?(上)

瑞典的家庭文化和国家政策让宝妈宝爸们能较好地平衡工作和育儿;而历史原因造就了德国“一国两制”的育儿观,整体来说职场对宝妈们并不是很友好。

文丨Fujiaa   编丨Joey

图 | Pixbay; Unsplash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伊甸园的桃子

ID:PeachAtEden


在我生活的美国里,做一个妈妈并不容易。美国是全世界唯二的两个没有联邦强制孕产假的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实际孕产假最少,公共幼托投入最少,男女报酬差距最大,母婴贫困率最高。在所有工业国家里,美国是唯一没有假期与病休最低标准的国家。而有70%孩子未成年的美国妈妈为全职工作,难怪美国职场妈妈一直呼吁要采取“欧洲模式”。但什么是“欧洲模式”?欧洲的妈妈感受怎么样?哪个国家的妈妈最幸福?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社会学教授Caitlyn Collins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她花费4年时间访问了135位妈妈,这些妈妈分别来自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在访问里,Collins询问妈妈们生育后的职业发展、与上司同事的关系、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未来的工作计划、与配偶分配家务的情况、对养育孩子的看法、使用国家孕产政策的状况、对自我职业家庭发展的看法等。由于这些妈妈都非常繁忙,Collins经常在采访中陪伴妈妈一起育儿,比如在妈妈换尿布时帮她炒pasta,妈妈做饭时给宝宝洗头,和妈妈宝宝们一起去拜访儿医,陪孩子在公园里玩沙子等。这些普通妈妈对她们生活的讲述,描绘了各国政策文化对妈妈育儿的支持和阻碍。那么,哪个国家的妈妈最幸福呢?

01瑞典:Easy模式

Josefin是瑞典人。她有MBA学位,在斯德哥尔摩担任市场经理的工作,每周工作40小时。她的女儿3岁,儿子两个月大。在大女儿出生后,她休了10个月产假,儿子出生后她又准备休11个月。她的丈夫Markus是一位商业咨询师,他在两个孩子出生后都休了8个月育儿假。Josefin认为在瑞典,女人要在家庭和事业上都成功并不难。她觉得她身后有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文化在支撑着她。Josefin很幸运,2013年,瑞典被联合国和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性别最平等的国家,在妇女经济机会的国家排名里位列第一。

2018年时,瑞典的父母可以获得总共16个月或480天的育儿假,父母之间可以自行分配。但这其中有6个月是规定的“妈妈假”和“爸爸假”。也就是说,爸爸如果不休3个月育儿假,妈妈也不能多休。这就促使爸爸们暂时离开职场,选择在家育儿至少三个月。大部分人会让妈妈在孩子出生前7周开始休假,一直到孩子9至12个月大,以方便妈妈哺乳。然后爸爸在妈妈回职场前最后一个月开始休假,和妈妈一起过渡照顾孩子,再在妈妈回去工作之后独自照顾孩子,许多爸爸在家看孩子的时间长达七八个月。爸爸妈妈的育儿假在孩子8岁之前都可以使用。许多人用以长时间兼职工作,或者让爸爸妈妈每周轮流休假带娃,或者用在孩子更大一点时全家暑期旅行。瑞典社会保险局为父母的育儿假支付超过80%的薪水。在孩子12岁以前,家长们每年有最多120天的“孩子病假期“,而家长们自己也有最多80天的病假日。在孩子8岁以前,爸爸妈妈可以选择每周只工作30小时。许多孩子还小的妈妈会长期使用这样的工作时长。

瑞典孩子一般在1到2岁之间开始进入国家的日托机构。瑞典日托在全世界教育机构中一直排名前列。瑞典的日托人员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经过国家的婴幼儿照顾教育培训。日托的学费和父母工资挂钩,160美元一个月封顶(1100人民币左右),低收入家庭则无需付日托学费。这些父母交付的学费只能负担日托11%的开销,剩下的开支都由国家负责。瑞典政府在日托教育中花费的经费已经超过国防预算。

瑞典的家庭文化也非常强大。几乎所有人都认可家庭的双职工模式,也会在职场上为父母们提供灵活的便利。因此瑞典妈妈们很少遭受就业歧视,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上司和同事非常支持自己的家庭育儿生活。只有一个瑞典妈妈提到她曾经因为想要提早回家接孩子,而被新来的澳大利亚上司斥责应该提早安排好时间。因此许多同事对这个澳大利亚上司不满,集体向工会提出投诉,并准备离开公司。

由于国家对育儿的大力支持,瑞典妈妈的就业率非常高。2012年,只有不到0.5%的瑞典妇女为家庭妇女,只有3.1%的女性和9.3%的男性认可“男人赚钱养家,女人家务养娃”。不到8%的瑞典女性认为孩子在上学之前妈妈应该在家看娃。在Collins的采访的25位瑞典妈妈中,没有任何一位瑞典女性想成为家庭妇女。只有3个瑞典妈妈听说过某些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个家庭主妇。有一半妈妈们每周工作时间长达40小时以上。瑞典的性别平权意识也深入人心。90%的瑞典爸爸会休育儿假,也认为好爸爸应该主动照顾孩子。甚至许多爸爸认为照顾孩子也是他们应得的享受家庭的权利。瑞典爸爸不只是出门带宝宝疯玩,他们也换尿布,洗碗洗衣服,接送孩子上学,与妈妈们平等共享育儿负担。

在这样一个对双职工堪为完美的机制里,不和谐的声音来自不想have it all的妈妈们。有些妈妈不希望返回职场,只想花时间和宝宝在一起,她们所面对的社会压力则非常大。由于整个系统只为双职工家庭设计,家庭妇女通常会面对经济困难的问题。社会文化也会对家庭妇女们侧目,认为她们是较低教育程度的移民,或者是被宗教洗脑的、不自由独立的女性。还有一些妈妈们希望可以有更多工作及发展空间,但在一个下午4点所有人都去接孩子回家的公司里,加班的妈妈会被认为是怪胎,不是个爱孩子的好妈妈。

02德国:一国两制

Dorothea生长在前东德柏林,她有硕士学位,在一个学校里教德语和英语,之前每周工作32小时。她的大儿子3岁,在附近的日托上学,小女儿9个月大。虽然Dorothea很喜欢她的工作,她在每个孩子出生之后都休了一年育儿假,假期结束之后也选择兼职工作以照顾孩子。她的丈夫Karl是个码农,为大儿子休育儿假4个月,小女儿时则休3个月。Dorothea很满意这样的安排,她觉得一年育儿假足以满足她照顾孩子的需求,之后她则想回去兼职工作,为自己赚养老金和孩子的生活费,也留有其他业余时间照顾孩子。前东德遍地可及的日托是Dorothea返回职场的好帮手,它们质量高却低价,几乎所有妈妈都可以把1岁以上的孩子送去日托。

Sonia在前西德长大,有博士学位,现在是一位记者。她的小儿子8岁,大女儿10岁。丈夫Nikolaus是一位环境科学家,也有博士学位。当孩子刚出生时,Sonia和Nikolaus刚刚搬到前东德地区,Sonia只休了8周产假就回去工作,她非常喜欢她的工作。但之后他们搬回前西德区域时,发现前东德地区非常普遍的日托机构,在西德却是非常难得。西德很少有孩子在3岁之前去上日托。Sonia想重新找工作,但她发现如果自己不工作,反而可以从国家那里拿到更多补贴。

在研究家庭工作政策的问题上,德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案例。它独特的东西德历史将国家政策和文化分割为两边。即使柏林墙已经倒塌25年了,Collins在采访中仍然发现,在前东西德长大的妈妈们依然对育儿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前东德的政策与文化和瑞典更为接近,妈妈们更看重职业,可以把孩子送日托,工作环境更宽容她们的育儿需求,和配偶的关系也更平等。而前西德区域则更为传统保守,长期以来政策都不鼓励女性工作,而更倾向于鼓励“爸爸赚钱妈妈带娃”的模式。直到现在,前西德区域的女性就业保护依然不多,日托机构缺失,学校每日时间很短,产假则非常长。许多妈妈们会在生育之后在家带娃满3年,直到孩子上幼儿园。

前东德的妈妈想要工作的意愿很强,接受Collins采访的所有前东德女性都认为自己要工作,没有人希望成为家庭妇女。她们认为东德的政策文化很支持职场妈妈。然而,前东德的妈妈比瑞典妈妈对自己的职业要求更低一些,她们的工作时间更少,在家里也承受更多的家务。许多前东德妈妈没有全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间在20到30小时之间,工作时间也比较灵活。她们认为兼职工作可以让她们把家庭和孩子摆在优先地位。大部分东德妈妈并不希望在职场上有更多进取。她们从事比较轻松的工作,以帮助她们腾出时间照看家庭。更甚之,前东德妈妈将全职工作看作自私的不顾家庭的做法。她们认为女性需要工作,但不要太有职场进取心,不然对孩子和家庭都是伤害,女性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但并不需要走上职场巅峰。2013年,前东德区域的母亲平均工作时间为35小时,而父亲为43小时。

在更为传统的前西德区域,妈妈们都怕带上“Rabenmutter”(乌鸦妈妈)的标签。“乌鸦妈妈”原意为非常坏的妈妈,但现在通常用来指“把孩子留在空巢里,自己飞走去追求事业”的妈妈。被贴上“乌鸦妈妈”标签的妈妈们在采访时每每提到都会失声痛哭。在前西德人心目中,好妈妈需要在孩子出生后迅速停止工作,在家里照顾孩子直到至少3岁,然后兼职工作或者完全不工作,直到孩子长大成人。传统德国文化认为,孩子年幼时如果没有母亲辞职照料,就会出现永久性身心伤害,这和前东德区域与瑞典的文化非常不同。在接受采访的26位西德妈妈中,有6位也对其他“只在周末和晚上见到的孩子”的妈妈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既然她们不想带孩子,干嘛还要生”。

德国的政策也不支持“乌鸦妈妈”。虽然国家支持许多幼儿园,但仅针对3岁以上的孩子,并没有提供照顾1-3岁孩子的日托机构。妇女的产假长达3年,国家按照妈妈之前的平均收入支付产假补贴,因为国家相信妈妈最好还是留在家里照顾孩子。2013到2015年,国家给予不去日托的妈妈们支付补贴,鼓励妈妈们留在家里照看孩子。因此德国的保姆、育儿嫂行业也非常不发达。如果妈妈请育儿嫂帮忙看孩子,她也会被贴上“乌鸦妈妈”的标签。为赚钱而工作的妈妈由于丰厚的产假补助而离开职场,但发现之后她们再难以回去了。而那些热爱工作的妈妈们背负着沉重的社会与文化负担,认为工作家庭不可两全。接受采访的一位德国大学教授妈妈也坦言,她不止一次被称为”乌鸦妈妈“。家人朋友经常问她:“你真的需要工作吗?”无法理解没有经济问题的她希望为自己的智识工作。她的公婆不止一次给她施加压力,让她为孩子着想而辞职。

虽然德国给予全职妈妈许多经济文化上的支持,但Collins在采访时发现,这种国家政策支持并没有提高妇女在家的权力。绝大多数西德妇女在产假时负担大部分家务活,相比爸爸而言,妈妈们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去超市购物,也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任务。而在产假结束后,这种家务模式便在家里沿袭下来,原本比较平等的夫妻关系变为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在前西德,爸爸独自带娃在外边玩耍的现象远远不如在前东德和瑞典那么多。

虽然德国在性别平等及鼓励生育的政策上进步很大,德国妈妈们依然认为职场对妈妈们很不友好,感受到很大的职业家庭冲突。无论东西德,职场都会将妈妈们兼职工作的选择看作是妇女放弃工作的信号,认为妈妈们在照看孩子之后,已经失去了对职业的兴趣热情。在长长的产假结束后,职业妇女通常发现她们已经被同事们边缘化,只能承担并不重要的项目和任务,也失去了升迁的机会。这也许适合愿意花更多时间陪孩子的妈妈们,但对希望在职场大展身手的职业妇女们是非常沉重的打击。职场妈妈们要么被迫放弃自己的职业理想,要么则在工作中对家庭状况只字不提。她们将此看作性别不平等的表现。

*请期待下篇意大利的Hard模式与美国的地狱模式。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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