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搜索引擎如此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像以前那样记忆知识已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搜索引擎知晓一切。然而，“掌握了获取知识的办法却不知道知识本身”这件事，是否会带来隐患？
文 | 张释文
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埃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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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kids略作编辑
2010年，美国出台了他们的新课标，即“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试图在知识性和方法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CCSS既规定了认知标准，同时又对审辨式思维能力（critical-thinking）、解决问题的能力（problem-solving）、分析能力（analytical skills）的培养提出了具体要求。
以语文教学为例，CCSS不断强调的一点就是：学生们不仅要提高“故事类／小说类书籍”（fiction）的阅读能力，也要提高“非虚构类书籍”（nonfiction）的阅读能力。所以美国本土的主流语文教材，会随着级别的增长不断调整虚构类和非虚构类内容的比例，在实现通识内容普及的同时，也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这让我想起了全世界难度最高的考试之一——伦敦出租车司机考试。
所有去过伦敦的人，应该都对伦敦黑色复古的出租车印象深刻，也会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绅士风度和专业素养充满好感。要知道，取得一张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执照，难度之高是超出想象的。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老师曾经得出过一个结论：伦敦出租车司机的考试难度，相当于最难的律师资格考试。
大体来说，伦敦出租车司机需要经过四个级别的考试。如果想通过考试，就需要熟记伦敦320条常用路线，包含640个1/4英里的区域。需要熟记以特拉法特加广场为圆心、6英里为半径的2500多条街道，需要熟记每一个名胜古迹、酒店、警察局，甚至还要记住每一个理发店、冷饮店、瓷器店等等几乎看不到招牌的店铺，还要随时掌握这些店铺新开张和倒闭的情况。
在伊斯灵顿考试学校，应试者为了应对口语考试，参加诸如“伦敦西南部的拐角”等培训课程，与伙伴们一起背诵街道、桥梁的名称和位置。
而这些，还只是一级的考试。到了四级考试，区域就从伦敦市中心一直拓展到了外伦敦，数据也是呈指数级增长。
想要通过伦敦出租车执照的考试，平均需要准备四年的时间。而根据数据显示，报考伦敦出租车考试的人员里，每五人中只有一人能够最终通过考试——这相当于美国海豹突击队的选拔通过率。
如果你问伦敦的出租车司机，既然已经有现代高科技的种种GPS设备了，为什么还要经历如此“反人类”的测试，他们往往会回答你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
但是，自从2012年Uber在英国获得营运资质之后，这个国家的传统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Uber司机不需要经历那么严苛的考试，只要充分借助各种科技手段，就可以实现媲美传统出租车司机的服务质量。这让很多人开始反思：在科技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沿用一百年前的指标来进行考核，究竟是不是一种浪费？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就提醒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记住知识多付出的努力，超出了获取知识所得到的优势。
而威廉·庞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在《知识大迁移》（Head in the Cloud）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个话题，又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我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工具至上主意者，信奉中国古话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也认同“每一项知识点的传授，只不过是给无用的教育之墙上又增加了一块砖头而已”——我们不需要让学生死记硬背课本里的知识点，不需要让学生记住每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哪里，而应该教会他们如何使用地图。我们需要传递给学生比知识点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东西，未来社会属于擅于运用一切工具的人。
事实上，信息时代各种工具的发展，已经影响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哥伦比亚大学的Betsy Sparrow教授及其同事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Google效应对记忆的影响：查找资讯的便利对认知的影响》（Google Effects on Memory: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Information at Our Fingertips）的文章，谈论了“Google效应”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当人们知道可以在搜索引擎中随时找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对信息本身的记忆能力会严重下降。相反，会加强“获得信息的方法”的记忆。
“毫无疑问的，我们学习方式将会随之改变”，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心理学家Roddy Roediger说，“既然我们可以再找到这些信息，为什么还要去记忆呢？在某种意义上，有了Google和其他搜索引擎，我们可以把记忆转到机器中去。”
所以现在硅谷流行一句话：这个世界不会再为你知道什么而买单，Google知道一切。
我曾经对这些理论推崇备至，但现在又对这些想法有了一些反思。“千禧一代掌握了获取知识的新方法，却并不知道知识本身”这件事，究竟有什么样的隐患？
《知识大迁移》的作者提出了“元无知”的概念，意思是一个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无知的状态，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元无知状态的人，提供给他工具也无法使用，打开浏览器都不知道在搜索栏里搜索什么内容。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1995年4月19日的一个中午，一个劫匪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了匹兹堡的两家银行，抢劫之后短短一个多小时，劫匪就在家中被抓获，因为两家银行的摄像头清晰拍下了劫匪的模样。在被抓获的那一刻，劫匪还无法相信自己居然会落网——因为他在脸上擦了柠檬汁，他认为擦了柠檬汁之后，他在摄像头面前就隐形了。
这个劫匪也因此跻身世界上最笨的罪犯之一，被载入了1996年的《世界年鉴》。《知识大迁移》里评论说：最缺乏知识和技能的人反而最无法认知自己的这种缺陷。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达克效应”。
《一条叫旺达的鱼》（A Fish Called Wanda）的主演约翰·克立斯（John Cleese）在一段被超多转发的YouTube视频里简明扼要地对达克效应做了通俗的解释：“如果你非常非常愚蠢，你怎么可能意识到自己非常非常愚蠢呢？你必须有着相当的智力才能意识到自己有多么蠢……”
要避免进入“元无知”的状态，就需要一个共同的文化参照点，一个基本的认知标准。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有能力持续学习，提高沟通的便利性和丰富性，让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作成为可能，但同时又不致因此荒废了对能力的培养。
在《知识大迁移》这本书里，作者还通过一套严谨的统计方法，得出了一系列的相关性结论，比如：
知识的广度跟收入和幸福指数是正相关的，就算排除了正规教育年限和年龄因素，知识红利论断也常常站得住脚。
求知有着现实价值，它不只意味着文凭，也不只意味着在大学里建立的人际关系，它更意味着在无知的世界里成为赢家。
知识水平是收入水平的重要预测因素，知识渊博的人，哪怕在教育和年龄不变的条件下，赚的钱仍然更多，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更高。
而达不到认知的水位，则会扭曲人们构建世界的心智地图。这些曲解会影响到人们在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选择、行为和观点。
避免“元无知”，同时给学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教育内容和形式，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毕竟，“有一样东西你没法上谷歌搜索，那就是你不知道自己应该搜索什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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