筋膜枪击破卵巢癌
2019年3月底我再次陷入抑郁，这对周围的朋友和熟悉我的读者而言，都不是新鲜事儿，因为之前几乎每两年我都会被抑郁袭击一次：不能出门、无法工作、社交断联。
2020年春夏，随着新冠疫情在国内逐渐平息，我也再次慢慢熬过抑郁，经过夏天数月的健身和康复，准备好回归工作。
9月2号早上，先生上班、女儿上学，我在家里运动健身完毕，拿出筋膜枪放松四肢肌肉，脑子里琢磨着第二天安排在家里的午餐会议——这是我回归工作的第一个会议，我要亲自做一顿午餐，工作的同时展示我为疗愈自己不断精进的厨艺。
放松完四肢肌肉后，我把筋膜枪震动调到最小档，顺手在自己的腹部划拉了两圈儿——因为那几天我一直有些腹胀和便秘。
一个小时后，我体验了有生以来最强烈的腹痛，不亚于生女儿时的宫缩阵痛。在之后几天诸多影像检查和各种化验后，才知道那竟然是救命的一“枪”——打破了体积巨大、但尚属早期毫无症状的卵巢癌包块儿。
但当时，对回归工作充满期待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疼痛后面的危险，只觉得不过是头晚吃了太多西梅导致消化道反应。连续吃下几次布洛芬，完成了下午安排好的事儿，做了晚饭，又坚持到第二天早上6点醒来时，疼痛毫无减退，我才知道不对。躺在床上给两个同事发微信取消会议和午餐。
但是，对在公立医院（我的商业医疗保险已不包含像和睦家这样的高端医院）就诊缺乏经验的我，竟然不知道该去看什么科室，早上7点先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期盼他们能在定点的朝阳医院或中日友好约到特需号，稍后客服回电话说当天的号实在约不到，建议我就近就医，再报销理赔。
家附近的大医院只有地坛医院，在网上看到当天内科的号儿全都满了（我以为腹痛是内科，后来才知道腹痛属于外科，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是外科，我认为跟内脏相关的病都是内科）。最后找到附近社区医院的电话，打过去得到肯定可以现场挂号，才算找到救星。
早上出门晨练的Mike回到家看我说要去医院，颇为吃惊，因为我头天的超级乐观的状态，没让他意识到有多严重。
他送我到社区医院后，我坚持让他去公司不用陪我。排队挂号都很快，但医生听我讲完直接说：“你现在把号退了，马上去地坛看急诊，我们医院的条件不足以处理你的症状。”
地坛急诊外科值班的是年轻和善的王晶晶大夫，仔细问完病史、症状，并做完按压检查，开出了全套的化验和CT，并告诉我要有心理准备，或许这些检查也不能确认病症。
中午时分，我微信告诉Mike自己在地坛医院，然后CT结果出来了。
“CT显示，在你的腹腔子宫位置的前方有一个很大的东西，这肯定不是昨天才有的，你最近没有感觉吗？” 小王大夫问。
我真的是没有感到过任何异常，除了之前在急诊门外排队时被问：“你怀孕了吗？” 后来呆在病房一遍遍复盘时才想起，8月里我一直腹胀便秘，而且坚持健身也无法像之前一样掉体重了。
他又叫来一位外科门诊大夫会诊，最后一致确认，从CT上看，我其他器官没有问题，而包块儿所在的位置属于妇科器官。我被快速转到了妇科门诊。下午妇科B超结果出来后，我直接被强制收入了妇科住院部。
说“强制”是因为我软磨硬泡两三次，求给我诊断的伊诺大夫允许我当晚回家第二天再来住院，因为我在做完B超去洗手间时，把手机掉进了马桶里，捡出来擦干后，我没能忍住好奇心，开关了一次，导致手机彻底烧掉，我没有办法联系上Mike，怕他晚上回家联系不上我时，以为我失踪了。
入院第二天9月3号周五，化验结果显示我血液中的肿瘤标记物（CA199和CA126）是正常值的300多倍，也就是说我极大可能得了癌症，但大夫说也有可能是误判，需要进一步筛查。
之后几天是更多的B超、胃镜、肠镜、各项身体指标检查和最后的盆腔增强CT。在决定是否进行手术之前，大夫们要确认我的其他器官是否有病变，进一步确认腹腔里那个被打破的东西是否是癌症、还是一个良性的肿瘤，甚至期盼也许只是炎症包块儿……
先出来的胃镜、肠镜结果让人乐观，我的消化道没问题，9月9号周三做盆腔增强CT，结果出来直接判定为癌症。
我的主治医生白玉青副主任来告诉我结果时说，她们那几天一直期盼肿瘤标志物结果是误判（因为肿瘤标识物筛查并非完全准确），但面对CT结果的现实，必须进行全切除手术。
9月10号早上的术前家属谈话，对Mike的冲击比对我更大，因为疫情的安全控制，家属不能探视不能陪护，那是在我入院后他第一次能在病房和医生办公室里见到我。
那天比Mike更早到的，是安定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王威大夫 —— 地坛的医生们了解到我的抑郁症病史，而且刚刚经历一次，考虑到这将是一次创伤大的开腹切除手术，担心我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是否能扛得住，在征得我同意后，为我跨院请来专家会诊。
这次大概40分钟的问诊，也是我因祸得福的幸运见证吧。听完病史讲述和自我分析，王威大夫说：“你的自我诊断是对的，你是很典型双向情感障碍，不是单纯的抑郁症。”
这对我而言，不啻于天降福音。因为早年我一直被临床诊断为轻度到中度抑郁，某年服用抗焦虑药物导致体重暴增后，我便拒绝服药。阅读大量相关书籍后，认为自己是双相情感障碍（又称躁郁症）。
这次确诊，让我自己终于不用再反复怀疑而感到踏实。更好的一点是：大夫认同我当时处于双相的比较“躁”（躁郁症的躁）的阶段，他说这是我接受手术最佳时期，因为躁的症状是兴奋、话多、思绪快、乐观。
如果是在抑郁阶段，那么接受这个手术和术后恢复，可能在理上和生理上都会艰难很多。如今，我已经在定期找王威大夫诊断，服用药物，期待自己未来的岁月里，情绪和心理不用再像坐过山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体验上天入地般的起伏。
手术日是9月11号周五，我从进去到出来大概7个小时，是地坛妇科当天最大的一台手术。
好在一切顺利，术中冰冻病理结果显示：卵巢癌一期C和二期A，但没有扩散到任何其他器官，按照国际标准卵巢癌手术范围，我的子宫、双侧卵巢及附件被一并切除。
给我做手术的是白玉青、曹彦君和许艳丽三位大夫，Mike说那天到了下午很晚，才看到有盒饭送进手术室，大夫和护士们从早上8点进入手术室，一直坚持到手术做完才能吃饭。
我们常听说做手术像打仗，不仅是技术和脑力，更是体力的战斗。只有自己或自己的亲人躺在手术台上时，才知道这战斗的真实。
按照计划，术后7天拆线、接受首期化疗（共六期）。不幸的是，我因刀口脂肪液化无法愈合，一直等到9月29号才能勉强接受首次化疗。
大夫们本想让我能在国庆中秋能回家过节，但我跟Mike 微信商量后，决定留在医院，因为他当时有感冒，我因为化疗后白细胞降低、免疫力低下，回家有更大的风险被感染。
所以从9月3号急诊入院，到10月11号出院，整整38天，我切除了癌症，同时失去了子宫卵巢，体重减了五公斤。
标准的化疗方案是每21天进行一次，我从第二期化疗开始，开启了两周在家一周在医院的生活。直到2021年1月13日接受最后一次化疗。
在地坛妇科手术和化疗的这几个月里，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让我超级感动，我们常听各种传说在公立医院住院手术治疗的心酸故事，但我感到是在地坛来自每个医护人员最真诚的关爱。
- 术前检查那几天，我能感到我的大夫们无比期待那不是癌症；
- 了解病史后，他们请来心理专家为我进行术前会诊；
- 我入院当晚还未联系上Mike时情绪激动，护士团队以为我还在抑郁中，在微信群里商量要不要给我请一个24小时陪护（这是后来熟了她们才告诉我的）；
- 术后石蜡病理出来确认为癌症的一期C时（早期），第一时间告诉我结果的许艳丽大夫打心底里为我高兴；
- 我术后对胶布过敏，照顾我的护士吴丹为我一点点擦掉皮肤上的胶布残胶，每一个照顾我的护士都尽一切努力让我感觉更舒适安全；
- 每次回去住院化疗的时候，她们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安排我住到第一次入院的房间，后来我们开玩笑说那是我的度假酒店。
我所在的地坛妇科住院部单人病房，干净整洁舒适，光线充足，门窗的颜色是让人平静愉悦的“蒂芙尼蓝”。
那段时间在医院进进出出，有点像做梦的感觉，我甚至更希望自己常住在那间充满阳光的病房里，内心获得某种不真实的平静与安宁。
去体检，别侥幸！
手术后，“筋膜枪打破卵巢癌” 在妇科医护人员中成为人人皆知的案例。某天给我手术伤口换药时，许艳丽大夫说：“马春蕾，老天真的是眷顾你呀！卵巢癌是最难发现癌症，通常出现症状到医院时都已经是晚期，而你却是把早期的癌症打破救了自己。”
卵巢癌被称为妇科肿瘤之王，这也是我在手术后很久看微信文章时才知道的，它厉害之处就在于不易早期发现，而晚期的癌症预后和存活当然不乐观。
我在入院后手术前的每次每项检查中，操作的大夫都会问你上次体检什么时候，当得知我最后一次体检是2018年春天时，他们都会困惑：“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知道每年需要体检？”我解释说自己2019年陷入抑郁无法出门，2020年疫情当然避免去医院。
而事实上，即便没有抑郁或者疫情，正常年份里正常的我，对每年体检的态度是“只觉得应该、没觉得必要”，“行，等有时间了再说！” ，“我也没觉得自己不舒服，不用一定每年体检”。
然而如果不是侥幸用筋膜枪打破那个毫无症状的卵巢癌，不体检的我，或许到现在还任由那个比子宫还大的癌症包块儿在腹腔里生长，真正是怀了一个“癌症宝宝”，任由它最后将我吞噬。
如果能够坚持每年体检，我甚至可能在更早一些时间发现这个癌变，而不至于把自己的健康寄托于筋膜枪那侥幸的一击上。（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筋膜枪不能按摩腹部，这本身就是危险的，所以请大家不要试图模仿这样愚蠢的侥幸事件）。
术后某天我向白玉青副主任请教时，她说妇科癌症目前比我们想象的更普遍，更向年轻化发展，她接触过的妇科癌症病例最年轻的才二十出头。
而坚持每年定期体检，是“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的关键。
我告诉她自己特别感恩，希望能做些事情普及关于卵巢癌和其妇科癌症的知识。她说：“用一切办法和渠道，告诉你能影响的每个人，每年去体检，常规体检的腹部和盆腔B超就能筛查出大多数妇科病变。”
出院后，我第一时间去咨询了几家不同私立医院和体检机构的体检套餐价格，督促先生和女儿去做了体检。
看到这里的你，请在日历上留出时间，去体检！
买保险，才省钱！
急诊入院第二天得知自己90%得了癌症时，脑子只有两件事：一、我会不会死；二、如果不死，长期医疗费会不会把全家的经济拖垮。
冷静下来仔细想，还好，我有医保、还有通过公司买的团体高端医疗保险。这两项保险基本可以覆盖我全部的手术和治疗费用。
在这次生病之前，我总觉得政府强制交纳的医保是鸡肋，自己二十年来只交钱几乎从来没有用过。直到这次住院才理解的医保的力量。
第一次出院结算时发现，五万多的手术和住院费用、医保直接支付了70%；剩下那部分在线提交发票后，很快得到了我的商业医疗保险公司的赔付。
而就在同一间段内，一位好友的熟人也患了癌症，是一位在华工作的五星级酒店厨师，而他既没有社保也没有商业医保（这里我觉度雇主肯定有责任），异国他乡面对癌症的同时，不得不靠好友们为他发起捐款募集医疗费用。
在想自己会不会死的那晚，我也在骂自己因拖延症而未购买重疾险。早在2020年的春天，挚友在微信上敦促我买重疾险，并把她自己已经购买的产品链接发给了我。
我心想要买就全家买，电话咨询后发现Mike是外籍无法购买，心想自己还年轻，得大病的几率应该不大，再看看，找个外国人中国人都能被保的产品再说。结果大病就来了。
不同于报销型的高端医疗保险，重疾险是大病确诊后即获赔付的保险，是用来补偿因生大病而损失的工作和劳动收入。已经得过癌症的我，如今已无法再购买重疾险，至少是在最近几年无法再购买了。
患癌和直面可能的死亡，让我意识到各种保险的重要性，但令人沮丧的是，我基本失去了购买各种重要保险的资格。至少目前不能再购买重疾险、寿险；我也的确会担心每年续保的高端医疗保险长期怎么办。
最近两周见了不下五个保险经纪人和保险代理人，只能感叹，如果我在十年前哪怕五年前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该多好！
我甚至会自己成为保险经纪人，多年来保险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导致了太多人对保险的误解，对保险重要性的忽视。
只有生了大病，才会更认真地考虑：死亡并不遥远。身为父母，面对死亡时最担心的并非自己，而是“我能给孩子和家人留下什么，不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糟糕”。
如果我还没有经历这场癌症，我一定会首先购买如下保险产品：意外险、重疾险、寿险、加上我已经有的商业医疗保险，我也要再考虑一个长期的大病保险，因为每年续保的商业医疗保险费率会随着年龄增高。
所以，看到这里的你，去寻找筛选线上、线下的保险产品，找一个好的保险经纪人，购买必须的保险，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在被保障的安全中。
立遗嘱，才心安！
同样是在入院第二天获悉癌症、想到自己会不会死的那一刻，我告诉自己：这次出去一定要把遗嘱立了。
我们在中国的房产和公司都在我的名下，我若真的挂了，如果没有遗嘱，Mike和女儿的生活会一团糟。
其实，早在2014年马航MH370出事儿后，我和Mike就说一定得把遗嘱立了。因为当时我们目睹周围太多悲痛的故事，尤其是在京国际家庭，父母双双随马航失踪、留下年幼儿女的悲剧让人心碎。
如果我们双双离世时，生在北京的女儿尚未成年，比交代财产更重要的是为女儿找到一个好的监护人，抚养她长大。
因为Mike的和我的哥哥姐姐们都是不是好的选择，无论是生活在美国的他的哥姐，还是生活在河南的我的哥姐，都无法继续维持我们女儿在北京的生活状态直到她成年。
监护人我在前几年心里物色好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好友，并且我们俩还时不时还开玩笑，她调侃说我把房子财产和女儿都给她，这事儿她当然不能推脱。不过这次我必须要来真的了。
我出院后，Mike开始寻找合适的遗嘱律师，尤其是精通中英文、谙熟中外跨国婚姻家庭遗嘱订立的律师。
终于，今年的2月，在两位好友的录像见证下，我和Mike分别签订了自己的第一份遗嘱，并且和我的好友签订了委托人协议和监护人协议。
签完字那一刻，我感到了轻松。手术成功，我也知道自己最终大概率不会死于癌症。但最终死亡是一定，遗嘱让我觉得无论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用再担心死后可能给家人带悲伤之外更加复杂的混乱。
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忌讳谈生死，遗嘱也被视为不吉利。然而没有遗嘱的离世，才是给亲人留下的最大的不吉利，也是自己最大的遗憾。
人到中年的我们，更多真实地见证世事无常，周围精英人士壮年猝死的案例并不鲜见。如若没有遗嘱，企业家庭大概率陷入混乱，亲人们和生意伙伴们各种反目成仇亦不鲜见，更不用说我们作为父母最担心的未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
我的另外一位好友对比中美两国老人立遗嘱的问题有更深刻的见解，他说：“美国人立遗嘱是一个文化习惯，这是因为几百年来美国人是有财富的积累和传承的，所以遗嘱是必须的。”
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家庭是没有什么财富积累的，我们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也没有什么财富和遗产值得分配，所以遗嘱自热不是广泛必须的。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很多家庭有了真正的财富积累，尽早立遗嘱，并且定期更新遗嘱会变成非常必要的事。
的确，Mike的妈妈八十四岁去世，她从七十多岁开始就订立遗嘱并定期更新。在她离世之后，Mike和哥哥姐姐们严格执行遗嘱，避免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嫌隙。
立遗嘱，对孩子而言，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我们让13岁的女儿全程参与了起草和订立遗嘱的过程，让她理解生死的意义，理解责任和义务，对自己的生活更有掌控感。
所以，立一份遗嘱吧！除了上面谈到必要性，订立遗嘱的过程也是让我们梳理自己人生、财产、生命里重要关系的机会。这个过程会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有限的生命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每年或者每几年都能梳理一次，它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里诚挚感谢我在地坛的医生和护士们：白玉青副主任、曹彦君副主任、主治医师许艳丽，护士长郭颖和全体护士团队。在地坛接受手术和化疗的前后四个多月，是我今生最难忘时光，太多的故事和感动，我会另起文章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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