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上外附中的高三女生沈赫赫同时被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8所美国排名前40的高等学府录取，一时之间成为坊间热闻。那时候，我租住的房子离学校不远，每天上班经常能见到挤公交车或者坐在电瓶车后座上赶着上学的学生，当手机推送里出现“上外附中”几个字时，便顺手点进去看。
每年毕业季，新闻里总会轮番出现各种“学霸们的故事”，尤其在我转行做教育行业之后，这一类的报道更是看了不计其数。但直到两年后的今天应编辑之邀写影评，我脑子里仍然留有对那个推送里的女学霸的印象。更准确的说，我需要通过百度才能重新记起她的名字，是她在高中时做过的一项研究令我始终念念不忘。
新闻报道里这样说：
“2013年，沈赫赫和同学一起参加’中国大智汇创新研究挑战赛’(ChinaThinksBig)，这项赛事由哈佛大学中美国际协作交流机构主办。她和伙伴们以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参赛，致力于用数据分析教育资源和个人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
这个研究项目的起源和沈赫赫的经历有关: 早两年参加学生活动时，她结识了一位广东女孩。女孩告诉沈赫赫，广东有一些信息相对闭塞的地方，不少女孩勉强完成义务教育后就选择草草嫁人、生孩子，这一个女性群体主动”退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经济，而是缺乏学习动机。
教育资源和学习动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深入的实证研究让沈赫赫从”中国大智汇”的300多个竞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这段简短的报道已经足以让我理解，为什么哈佛、耶鲁等名校会在众多优秀的中国申请者中选择了沈赫赫。
“教育资源与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课题，对于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学生而言，没法不让人觉得惊喜。我震撼于她对教育的思考之敏锐，因为沈赫赫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被教育工作者、被家长，甚至被受教育者本身都忽略的问题——女性群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群体，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学习动机。
2004年上映的美国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是我最喜欢的几部以女性为题材电影之一。不少人把它比作男版的《死亡诗社》，但一直以来，我都是把它当做女权电影，而并非教育电影来看待的。关于沈赫赫的那篇报道促使我重新考量自己的视角，不得不承认，《蒙娜丽莎的微笑》作为一部教育电影的意义或许并不比“女权主义”小。
1953年，仅有一年教龄的凯瑟琳·沃森（朱莉娅·罗伯茨饰）来到美国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学院任教。在用非传统的教学方式讲授艺术史的同时，凯瑟琳也企图启迪学生们发现学习的目的，以及如何成为一名具有独立意志和思维的女性。
五十年代的美国，即便是在卫斯理这样高级别的女子大学，对女性的教育也不过是一种围绕着缔结和经营婚姻所存在的服务。伴随着学生Betty婚礼的到来，凯瑟琳的教学与言行逐渐影响到学生Jone、Betty、Connie和Giselle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挑战教学传统的过程中，凯瑟琳触碰到了社会为固化女性身份而设置的一系列框架。她试图带领学生跳出框架，但每每受挫。最终，凯瑟琳的教学实验以一种相互妥协的方式告终——她选择离开卫斯理，却又在那些女孩心中埋下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这部十几年前的电影所探讨的大半个世纪以前的女性教育议题，放在今日的中国却丝毫不显过时，甚至非常恰如其分。今时今日的教育虽已基本普及至男女平等，但女性受教育的目的，或者说她们所接受的教育与受教育后的生活之间的因果链条，则远不如男性那般明晰。
影片中的卫斯理学院不乏聪慧过人且才艺出众的女学生。在艺术史课上，她们可以背的出整本讲义，也熟知课本上所有的名家名作。但学校教授她们伦勃朗、梵高，为的只是让她们能够与未来的丈夫在社交场合品鉴一二。在凯瑟琳到来之前，不管是教职员工还是学生自身，都并不关心她们是否真的感知艺术，又是否形成了独立的鉴赏标准。
把《死亡诗社》和《蒙娜丽莎的微笑》放在一起比较，或许能更能看出男性教育与女性教育的不同之处。同样是勇于颠覆传统的老师，在威尔顿预备学院教学的Mr. Keating受到了来自传统升学派扼制学生个性的多方压力；而很多时候，像凯瑟琳这样渴望启发女性更多可能性的教育工作者，却总会发现，教学实验的最大阻力并非来自学院高层或是家长，而是来自女学生自身都并没有把接受教育当做改变生活的途径或是动力。
影片中的女学生Jone最能说明问题。担任学生会主席的Jone学习优异、能力出众，出众到可以被每年只招收五个女学生的耶鲁法学院录取。可当求婚的钻戒与耶鲁的录取通知书同时出现，Jone最终选择了前者。她拒绝了凯瑟琳为其寻找的可以同时兼顾学业理想与家庭生活的机会，坚定的说出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就是她想要的。
我留意过豆瓣上关于《蒙娜丽莎的微笑》的影评，Jone的选择是整部影片引起最广泛讨论的地方。以女性为主体的观众群里，有不少人惋惜Jone的才华，批评她并非一个有独立意识的现代女性，也有更多的人赞同Jone的选择，认为凯瑟琳不该干涉Jone的生活。
观点也许有分歧，但Jone放弃学业/事业的选择却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当受教育的目的与寻觅丈夫、回归家庭直接相关，女性群体缺乏学习与继续学习的动机便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一个以照顾丈夫和子女为生活绝对重心的女性，又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去学习更高层面的知识和训练更加敏锐的头脑呢？
“知识改变命运”一直是步入新时代以来促使无数中国学子为考大学而刻苦奋斗的动因，但这个动因放在女性身上却总是不够充分，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条远比“知识改变命运”更为古老和深入人心的观念——学得好不如嫁得好。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标榜自由民主先进的美国同样如此，不然也不会有凯瑟琳在卫斯理学院的黯然离场。
因高中时身在“奥赛班”，有一群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女同学，我目睹了不少“Jone事件”的发生。当生命进行到一定阶段，似乎无论曾经多么优秀的女孩，也总会倾向于做出和Jone同样的选择（倾向，并不是一定）。见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朋友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曾是某省前三甲的清华女生，一毕业就嫁去了煤老板家里做主妇。男方家庭的要求很简单——是不工作，生三个孩子。在这个实例里，“清华”二字所代表的智商优异被视作改良后代基因的手段，而这个优秀的女孩，自主选择走入这样的人生。
我以前有个同事，退休前曾是上海一所有名的民办学校的女校长，她自己也培养出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就是这样一个以破除教育壁垒而闻名的女教育工作者，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竟然也认同企业应该更多的培养男员工而不是女员工。她给出的论据是，女员工刚培养出点成果，就要回家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心思就不在工作上了，之后再怎么培养都有些浪费资源。
同事的论据很难辩驳，她直白的点出了“女性所接受的教育与受教育后的生活之间的因果链条”。如果这个链条不能被重新定义，那么无论再怎么普及男女教育平等，女性受教育的目的都会是暧昧不明的，女性群体的学习动力也势必缺乏。
如今的中国，每个家庭都在倾力投资教育，不管是对儿子还是女儿。在女性的学习能力已经一再被验证，社会、家长，尤其是女性自身，是否是时候考虑沈赫赫提出的课题？我们的确需要更多如凯瑟琳那般能够启发独立意识的教师，但同时，身为女性，即便早已脱离学校，又是否应该问问自己：我学习的动机什么？我培养后代学习的动机又是什么？我们之所以没能走的更远，是因为我安于社会分配给我的位置，还是因为我从未考虑过桎梏有可能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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