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周春，是在哈佛中美学生领袖峰会上。面对一群“零零后”高中生，这位哈佛硕士用短短20多分钟分享了一个异常生动的职业转型故事。
她的人生选择，既是一条典型的“精英”学霸之路，又充满了非典型的“反精英”气质——毅然辞掉“铁饭碗”工作，加入环保组织成为志愿者；名校毕业后，回国投身“垃圾分类”事业……
文：Christina 编：Daisy 图：受访者提供、Unsplash
“原来天可以那么蓝！”
周春出生在上海浦东机场附近的一个农村，上海最大的垃圾填埋场离她家不远，夏天如果风向不对的话，还能闻到垃圾腐烂的味道。
高中时的她并不太关心垃圾分类，也不关心环保，只关心怎么样能考上一个好大学。
周春是从初中直升本校高中部的，一开始她在直升班排倒数第二，凭着不服输的劲头，她的成绩突飞猛进。到了高三下学期月考，她考了全校第三，因此获得参加复旦大学直升考试的机会，顺利通过并提前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周春在复旦读的是文科基地班，从大三开始主修汉语语言文学专业。在复旦学习期间，她参加了一个户外运动社团，经常组织大家去爬山、徒步等活动，每逢假期还会跟同学们相约走南闯北，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
正是那些年“天不怕、地不怕”的游历，让周春收获了一群特别好的朋友，也满足了她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在游历的过程中，她亲眼看到了祖国不同地区的环境，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也是这份感情改变了她之后的事业轨迹。
大学毕业后，周春考上了上海人事局。不到三个月，她就发现这份工作不适合她，但又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于是，她一边继续着体制内无聊的工作，一边给自己定下了“五年走遍中国”的计划。
到了2011年，周春基本上完成了这个计划，开始把视野从国内转向国外。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春被一个户外品牌相中，赞助她和三位“驴友”免费机票和全身装备去澳洲塔斯马尼亚徒步。
那是世界十大徒步线路之一，难度很大，周春和伙伴们背着帐篷、睡袋、单反和吃的，一走就是十天，条件特别艰苦。尽管那条号称“世界尽头”的徒步路线有着绝美的风景，但饱览过祖国壮丽河山的周春并没有被风景打动。反而是澳洲的环境让周春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原来天可以那么蓝！树木是这种绿色！野生动物还会咬人！”
这段经历让周春意识到，自己曾经看过的壮美河山是蒙了一层灰色滤镜的，它的本来面貌不应该是那样。
旅行回来之后，周春辞去了公务员的工作，给自己规划了个间隔年，思考自己的将来到底要做什么。一开始她还瞒着爸妈，不想让他们担心，后来事实证明，比起执着于“铁饭碗”，她的父母更加关心她过得开不开心。
从青藏高原到美国波士顿
周春本来打算用一年的时间到处走走看看，结果在查旅行资料时，无意中看到青藏高原上的“绿色江河”环保组织在招志愿者，觉得在无人区做志愿者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于是她马上报了名。
周春加入的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建设组，负责后勤，主要任务就是烧水洗碗。一开始她也觉得很挣扎不想干，后来她想通了，公益不是光鲜亮丽的口号，洗碗这类杂活也需要有人来做。想通这一点之后，她工作起来也就干劲十足。
志愿活动原本是半个月的，到期后周春又往后延了一个月，再后来，她决定不走了，开始专职做志愿者，负责在班德湖守护斑头雁的行动。她和伙伴们在海拔4600米的无人区扎一个帐篷来观察斑头雁的习性，也会做一些事情来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
周春本以为自己会一辈子这样做下去，然而，她从事生物研究的丈夫要去哈佛医学院进修的安排，打乱了她原本的计划。丈夫临走前在无人区陪她做了一个月的志愿者，这一个月让周春突然意识到家人陪伴的重要性，考虑到近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斑头雁的种群数量也慢慢增加了，这些温暖的行动不会因为她的离开而降温。权衡之下，周春决定离开，和丈夫一起前往美国。
在美国工作之后，周春开始怀念起在“绿色江河”的日子，于是四处寻找可以做志愿者的机会。一开始她主要做一些给流浪者施粥这类不太需要沟通的工作。语言关克服之后，她有意识地去找需要用到英语的工作，比如陪孤苦老人聊天、推广有机农场、宣传保护山林等等。
在周春看来，公益就是她未来的发展方向，想利用在美国生活的机会多了解国外的公益组织是如何运作的。然而，通过做志愿者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半年后，她开始寻找全职的工作机会。
幸运的是，周春在波士顿码头协会找到了一份实习生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到了全职的offer。自此，她开始担任“波士顿海平面上升国际建筑设计大赛”的项目经理，负责和市政府、规划局、建筑师协会一起研究如果海平面上升，波士顿那些填海造陆区的老建筑该怎么办。
负责这个项目一年后，有一天，周春走在查尔斯河边，偶然发现码头的一边是没有窗户的，沿途也都是“河里的鱼不能吃”的警示牌，和眼前蓝天白云、空气清新的波士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原来，40年前波士顿的工厂都往河里排污，查尔斯河的污染十分严重，相比现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有人在玩帆船，河边有人跑步、骑自行车，她顿时觉得与其在波士顿操心海平面上升，不如回国做点实事，改变国内环境污染的现状。
意外顺利的“申哈”之路
有了想法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周春认为自己还需要系统学习公益组织管理的相关知识，于是考虑在美国读硕士。定下目标后，她开始筛选学校，最后锁定了专业排名前三、且距离最近的哈佛大学。
周春申请的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益组织管理及社会企业运营专业，该专业要求申请者有7年以上工作经验，学习时间为一年，修完学分即可毕业，是高度职业化的教育。课程以案例为主，授课的都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公益组织和大企业高管，跟国内高中生申请就读的本科很不一样。
周春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申请书写的挺“功利”的，她在文书里写道：“我就是看中哈佛的名校地位，在这里学习能够提升我的社会地位，让我好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决定申请的。我想学成之后回国创立一个公益组织，为中国受污染的环境带来一些改变……”
没想到，很快她就收到了哈佛的回复，申请通过了，需要准备奖学金面试。哈佛的奖学金很多，各种类型的都有，面试后她拿到了一个中国研究中心的奖学金，中心负责人是个“中国通”，很支持她的想法，所以把奖学金给了她。
在周春看来，哈佛的硕士招生官其实更看重申请者所申请的专业跟职业路径是否匹配，会按照申请者之前的职业路径和工作经验以及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来判断申请者适不适合该专业的学习。
回顾在哈佛一年的学习，周春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会“做减法”。
人们常说，在哈佛学习就像是“Drinking from a fire hose（从消防栓里喝水)”，因为它的内容太丰富了，如果想把整个消防栓的水喝下去，真的会“呛死”。
“在哈佛这样的学府，任何时候都有无数场世界级的活动在举行，要想全部参加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的是选择，去参加那些对你最有用的活动才能事半功倍，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最核心的信息。”
哈佛的课程是非常精心设计过的，用心上课的话特别有成效。周春在第二个学期修了一门演讲课，虽然只有六节课，但每节课含金量都非常高。当时的任课老师有句话：“三分钟的演讲要讲到能让人家哭出来才算厉害”。为了准备一个三分钟的演讲，周春和同学们经常会花两三天甚至一周的时间去写演讲稿，然后在课上讲出来，让同学和老师来点评，一旦演讲中有漏洞，同学们马上就能揪住你的弱点，当场指出来。老师通常是最后发言，会从拔高或是实践的角度讲该如何改进。所以每一节课进步都会非常大。
这只是哈佛课堂的缩影，如果想要真正把握每一堂课的精髓，基本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要花在这上面。一门课的作业可能得耗到一周的时间，想精进是没有止境的。
很多人向周春寻求申请哈佛的建议，在她看来，号称“总统摇篮”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其实更加看重申请者的社会责任感，更看重申请者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正面影响，而不是他能否挣很多钱。
归国偶然踏上“垃圾分类”之路
毕业刚回国的时候，周春还没想好到底要做什么。儿子的出生让她开始关注健康饮食，加上之前在美国有相关项目经验，于是她开始做有机食品的调研。调查了一圈后，周春发现有机农产品的生产是没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卖不掉，没有合适的销售渠道。于是她开始跑社区推销有机食品。
有一次，周春在长宁区一个高档小区推广有机食品时，小区主任跟她说：“有机食品我不要，我这里有一笔资金，要不你来帮我做垃圾分类吧！”
一开始周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研究垃圾分类的。大约三个月之后，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我不是一直在找大家想一起做的事情吗？别人都愿意给一个卖菜的钱来做垃圾分类，这不是刚需是什么？！”
于是，2018年9月，周春创立了“圾不可失”品牌，核心业务就是给垃圾分类提供解决方案。
“通常，我们会和街道合作，每个街道下会有一百个左右的小区，我们会给他们设计一个整体的方案，从策划到协助执行，把垃圾分类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周春说。
据周春观察，很多人其实都有分类垃圾的想法，但苦于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且自己在家分类后，垃圾车一混合，感觉做什么都没有用。她借鉴了在哈佛学习的内容，研究出了一个“九步法”，一步一步引导居民做垃圾分类，到最后，90%的居民都会觉得这个事情他们是可以做到的。
中国式垃圾分类的爱与痛
在研究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周春对各国的垃圾情况都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日本因为国土面积太小，垃圾没有地方填埋，所以治理垃圾“势在必行”；美国人的饮食结构跟中国不一样，他们的湿垃圾很少，占生活垃圾的比重低于20%，用厨房粉碎机一打就冲下去了，剩下的干垃圾通过机器就能分拣出来，所以美国的垃圾分类虽然不那么严格，但整体上问题不大。而且美国在二手物品利用方面政策不错，二手交易市场特别活跃，大家都会把不用的东西要么捐掉要么回收，不会直接变成垃圾，这就从源头上减少了垃圾量。
但在国内，湿垃圾占生活垃圾的比例高达60%，尤其是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的话，很多可回收的物品都会被污染，变成不能回收了。而且，湿哒哒的不太好烧，很难处理，最后只能是填埋。
上海每天会产生20000吨生活垃圾，垃圾越来越多，越来越没地方填埋，而焚烧产生的燃烧率、废气排放问题又很严重，在周春看来，如果居民能从源头做起，自己把湿垃圾分离出来。生活垃圾能减到每天2000吨，就不用建新的填埋焚烧厂了。
垃圾分类为什么那么难？难在它前、中、后端都得到位，只要一端不到位，整个城市的垃圾处理链条都是垮的，所以从居民入手，从源头上将垃圾分类，再加上中端运输和后端处理的完善，才是一个有效的循环生态。
2019年7月1日，严格的《垃圾分类条例》在上海正式实行，还引发了“你是什么垃圾？”的全民吐槽。其实，在《条例》实施之前，周春和她的“圾不可失”已经在上海的88个社区做到垃圾合理分类了。在推广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周春发现那些被吐槽最多的志愿者阿姨真的付出了很多。
通过接触，周春发现志愿者阿姨中有的退休之前是教授，有的是单位的优秀干部，她们很负责，即便是岁数很大了，冬天下雨、生病发烧她们也都会坚持来做志愿者，让周春特别感动。普通居民其实也都是愿意将垃圾分类的，哪怕有时候有些小区管理不到位，他们只能将垃圾扔在垃圾桶边上，但还是会细心地分类。
创办“圾不可失”的时候，周春团队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助人自助”。并不是监督人们做垃圾分类，而是站在理解的立场上，一起来找到一个更有效的长期方案，能够把这件事做到位。“圾不可失”的角色更多的是专业的指导和引导，用科学的方法告诉大家什么分类方案最为合理，什么方案不可行，避免挫伤居民自发分类的积极性。
相比急功近利，“圾不可失”更看重一个后期的长效机制。目前，团队正在开发两个软件，一个是实行“九步法”的，另一个就是如何在政府补贴退场后，还能够继续实行长效监督的一个机制。
其实，日本在推广垃圾分类的时候，他们的户均垃圾量比中国还高，中国现在的户均垃圾约1-1.2公斤，但日本当时有1.6公斤，现在是0.8公斤，垃圾量减少了一半！这与日本长期以来的全民教育脱不开关系。除了制定一系列垃圾分类的法律，日本在整个社会推行“断舍离”、“极简主义”和“光盘行动”，这就从源头上减少了垃圾量。
周春觉得，中国的方向也应该是这样，提倡“少买”、“回收”、“光盘”和“少用一次性产品”等等，每个人从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起步，为垃圾分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目前，“圾不可失”的运营方式以政府购买为主。然而，政府购买的覆盖面相对狭窄，垃圾分类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事情，所以他们很期望得到各方的支持。
如果你也想为垃圾分类做点事情，可以扫码关注或发邮件至office@izhuolian.com，和“圾不可失”的志愿者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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