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斯坦福大学宿舍里，望着窗外的阳光沐浴着浅黄的树叶，我感到安逸。这时，我会突然想起自己曾在某个寒冷的冬日坐在北京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路人呼吸的迷雾。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国际教育是一种生活方式，不知不觉，我被卷入了一场文化、语言和认知的迷局中，同时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发现自我、发现美。
文｜贺喆然 编｜张欢 图｜作者提供
国际教育让我有机会寻找自己
直到去斯坦福上学后，我才意识周遭的同学和自己走的并不是一条路。对于我，选择国际教育完全是自发的。三年级去美国北卡州上小学，那是我首次接触国际教育。回国后，小小的我就决定将来要出国上大学。高中时我在二中国际部就读，多数课程由外教授课。每个暑假，我也会去美国上夏令营。
然而，对于一些同学来说，他们并没有刻意要走上国际教育的道路，人生就是随波逐流。在斯坦福，我有一个意大利朋友，她在肯尼亚出生，在南苏丹住过一段时间，初中后在罗马上国际学校。由于苏丹内战，她被迫多次变更居住国家。虽然她在许多不同的国家上过学，但接触的教育方式却几乎是相同的，一直处在国际教育系统中，不会经历许多中国学生需要经历的中西方教育之间的“水土不服”。
我另外一个朋友在加州长大，从小时候开始，他每个夏天都会去欧洲旅游。虽然他接受的国际教育是短暂的，且没有完全融入当地文化，但他开阔了眼界，学习了比自己国家悠久的历史，认识了与自己有不同习惯和观点的人。他接受国际教育纯粹地来自于一种对文学和音乐传统的好奇。历史上，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会踏上一生一次的旅程，去意大利了解古希腊罗马残留的雕塑和文字。这种行为或许能解释很多人选择国际教育原因：试图为他们深知实际上是触不可及的事物创造近在咫尺的幻觉。或许不少中国留学生就有这种情结。
从小我就热爱文学，中文的图像感和英文的准确度令我着迷，同时也让人心生恐惧。万一我无法驾驭这两种语言呢？万一我只是活在两种文化中的一个谎言，无法真正融入任何一个呢？然而，时间证明中西文化在我头脑中融合后生成的是一个更绚烂广阔的未来。申请美国大学让我挖掘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从做文学研究到写文章，再到开图书馆，我探究了自己热情最火热之处。这时，国际教育的经历在申请季里允许我探索自己心灵的最深处，结合我的优点和缺点寻找自己。
名校的课堂什么样？
上大学之前，我在潜意识里对大学的课堂已经有了设想。想象着在一个十几个人的教室里，教授除了讲课以外，还会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并得到学生的积极回答。果然，艺术史课正如我所愿：课上有将近二十名学生，教授的一节课分成讨论和授课两部分。讨论中，教授会根据学生不同的回答指引学生分析画作，学生的答复为课程增添了更多独特的观点。并且，我感觉教授真正地了解我，他亲自批改我的论文，我从一学期的评语中读出了他关注我写作风格和思维方式的改变。
而另一门课则完全颠覆了我的预期。这门课叫SLE（Structured Liberal Education），贯穿大一学年，课程要求阅读西方文史哲著作。课上还请来了各个相关专业的教授来讲解这些书，包括创作背景、社会影响、文学价值等，每节课都由不同的教授讲。学校并没有为SLE提供正规的教室，近百名学生坐在宿舍的大堂里，其中一半的人席地而坐，教授站在大堂前面讲课，多数人都看不到教授的脸。在SLE上，学生和教授几乎没有互动，如果学生不特意去找教授，教授不可能和学生有近距离接触。课程设置也不是系统性的，每节课之间没有必要的关联，仅仅是教授分享自己的见解，提供零散的信息让学生自己组织起来。
SLE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由博士后学生担任助教，带领一组十几名学生进行讨论。讨论中，各种观点百花齐放，有的人会认真分析文章片段，有的人在讨论中很活跃但说的话与阅读内容完全无关。在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一节课中，我们的讨论从评判柏拉图对正义的定义转到人道主义是什么，还有一位同学争论人道主义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执行的。虽然这个课程不如预期，我依然从中学到了很多。国际教育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随时适应变化，从看似负面的事情中找到价值。
真正的学习在社交中
在大学中，真正的知识远不止在课堂中学到的，还包括和周围的人交往带来的新知识。在北京时，国际教育自然而然地为我带来了一个社交圈子。这个圈子不完全由我选择加入，我也似乎走不出去。之所以是一个圈子，是因为我们的课程有着相似的设置，也会参加一些类似的课外活动，比如美式辩论等，又或者与高考体系下的同学产生的隔阂让这个圈子有了共通之处。
上了大学后，社交圈由多种不同背景的人组成，并完全由自己选择。我们在一起更多的不是抱怨课程或者八卦同学，而是聊过去的痛苦和对未来的憧憬。通过听他们的故事，我反而更了解自己，可以从他们的经历中听出他们做事的动机、犯下的错误和思维的惯性，意识到我的相似之处，从而反省自己的行为。
不同的大学也有不同的社交圈。美国大学很多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在招收学生的时候也自然会挑选符合这种气质的学生，因此学生之间或多或少有思想上的共同点。在斯坦福，我的同学们似乎都不那么在乎成绩和名次，不会把时间全部花在争第一或者满分上。我们追求的是学习、玩乐和休息之间的平衡，如果学习占用了过多的时间使生活都不快乐了则会适可而止。例如，我的室友在平日会抓紧时间在每节课之间去图书馆写作业和复习考试，为了周末可以连着派对聚会两天。还有一个同学，她知道自己有严重的拖延症，而且知道自己不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写不好作业，因此她不试着克服拖延症，而是在不需要交作业的时候疯狂地玩，等到作业截止日期前一天开始一口气写完论文。
我也探访过其他的大学，发现气氛与斯坦福很不同。走在其中一所大学中，我能感到学生们紧张的情绪，无论是在咖啡馆、草坪还是宿舍楼，总能看到公共场所坐满了学生在计算器上敲着算式、在电脑上奋力打字或者带着耳机看书。到了另一个大学，却又能感受到极为轻松的氛围。
学会与父母的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尤其在选课的方面，比如斯坦福的Introsem课程，就是一系列专门为大一新生开设的课程，但不是基础课。它由教授带领15个学生一起学习一个领域极为具体的一个分支，给学生提供了解该领域、和教授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在决定是否要上Introsem、上哪门课程的时候，我能够从父母的经验中获得的帮助不多。在他们看来，这些课程的用处不大，也想象不出来它是以什么形式上课。不像美国学生与父母谈起这些，他们会有更多的共鸣。我能做的是，参考父母的看法、顾问的建议和学长学姐的反馈来做出决定。这似乎也给予了我更多的选择空间，让我必须充分利用身边的所有资源来规划大学四年的生活，平衡学业、实习、社交和睡眠。在这样的教育和生活环境下，我学习着不断寻找平衡，不断调和中西文化的矛盾点，让其迸发能量，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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