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青春的印记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用手中的乐器向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自己。如果说音乐是一门语言，那么乐器就是你说话的工具。” 高宇峰挑战了人们对贝斯是伴奏型乐器的固有认知，开始尝试贝斯独奏，让贝斯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文｜禾子编辑｜曹新星图｜受访人提供

“贝斯男神”的音乐梦

2004年之前，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以贝斯独奏、贝斯指弹为主的成熟音乐人，而高宇峰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通过自己对贝斯的理解，以及对爵士和摇滚乐的精准诠释，高宇峰顺利地拿下了德国WARWICK（握威）中国A类代言人。

其实，这位粉丝眼中的“贝斯男神”在第一次跟乐器（吉他）接触时反倒没有擦出火花。初中时，高宇峰朋友的哥哥有一把木吉他，但他看了却不来电。他的父亲非常喜欢音乐，经常听古典音乐、交响乐，特意买了一把木吉他鼓励儿子尝试一下，可高宇峰还是提不起兴趣。“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听Beyond乐队的歌，真正触动我内心的一场演出是94年的红磡演唱会。”高宇峰说的是《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

1994年12月17日晚上8点，窦唯、张楚、何勇，以及作为嘉宾演出的唐朝乐队所参加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在香港红磡体育馆正式开演。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没有熟知的偶像，没有华丽的衣裳，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荧光棒。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全程火爆。红磡体育馆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大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在香港，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隔天港台的报纸大都以空前显著的版面报导了这场演出的盛况——媒体盛赞“摇滚灵魂，震爆香江”、“中国摇滚，袭卷香港”、“红磡，很中国”。

自那以后，高宇峰就喜欢上了电吉他，97年他从技校毕业，父亲送给他了一把价值1200元的电吉他。他跟老师学了没多久，就想跟着乐队一起排练。当时大家都没有手机等通讯设备，于是那年夏天，高宇峰就每天背着琴，骑自行车到乐队排练的门口等两小时，等着了就练琴，等不着就回家。练了一年之后，高宇峰发现自己对吉他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反而是在看贝斯教学的录像带时对贝斯产生了兴趣。99年，他完全放下了吉他，转战贝斯。高宇峰说：“当时我老家唐山有100多支乐队，感觉整个唐山市都在玩乐队一样。”而他也在其中，组建了一支叫“致癌物”的乐队。当时的状态就是玩儿，用大提琴弓拉贝斯，用外面捡来的树杈改了一个麦克风架子……

2001年，高宇峰认识了著名吉他手李延亮，他当时已经跳出录音棚的局限，开始用电脑制作音乐，这一切都吸引高宇峰带着贝斯来到北京。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在北京玩乐队。高宇峰在2004年加入过“耳光乐队”，2005年转战到“夜叉乐队”——新的金属音乐开山鼻祖，2009年又加入了“脑浊”。在十几年的乐手生涯中，“脑浊”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在高宇峰加入之前，带有朋克色彩的“脑浊”在中国摇滚圈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非常国际化。在他加盟之后，“脑浊”经历了四人到三人的变革，也多了些对东方文化的理解以及自身意识的觉醒。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用手中的乐器向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自己。如果说音乐是一门语言，那么乐器就是你说话的工具。” 高宇峰挑战了人们对贝斯是伴奏型乐器的固有认知，开始尝试贝斯独奏，让贝斯以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现在，离开“脑浊”的高宇峰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枫·神演绎”。这次他和孟京辉导演合作的《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就将戏剧和电子音乐糅合在了一起。数码影像、装置、音乐、断裂再修复的结构，这些孟京辉新戏中的活火山，都将被信手点燃。

虽然舞台上的高宇峰有种“燥朋克”的范儿，但生活中，高宇峰是玩伴型的父亲。

女儿画漫画，他收集变形金刚。女儿刻印章，他在旁边玩乐器。高宇峰说：“我女儿今年13岁了，3岁就跟着我听摇滚，我演出的时候她能趴在音响旁边呼呼大睡。我没有让她学乐器，她倒是什么都能玩儿。我觉得孩子首先要了解音乐，再去学乐器。”高宇峰的太太周冰学声乐出身，曾经在学校做音乐老师，她的音乐教育理念也是保持自由性——“就好像一条鱼，你给它放在小池子里和更大的空间里，它的生长状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另类”的音乐启蒙

冷杰和秦继业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回想起年少时光，冷杰觉得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最接近他们的记忆。那个年代，玩音乐是绝对的“另类”。如果背着乐器走在街上，大家都觉得是不务正业，甚至会被贴上“小流氓”的标签。在那样的大环境下，能接触到乐器本身就是个小概率事件。“我们家没有搞音乐的，唯一和音乐沾边的是我的姓。”冷杰开玩笑说，“‘冷’最早是宫廷乐师的意思。”相传黄帝时有个乐官名叫伶伦，他制定了中国古代的乐律。黄帝为表彰伶伦的功劳，便赐他为伶姓。伶的古音与冷相同，所以伶氏又为冷氏。

初中那年，冷杰到同学家玩，发现同学的舅舅有一把吉他。当吉他被弹响的一刹那，空气中流动着音符，生着炉子的平房瞬间变成了金色的小屋，眼前的这一切让冷杰觉得吉他太神奇了。此后的日子，冷杰经常到同学家玩，跟着同学的舅舅模仿吉他的弹奏。不过，舅舅也就会几个和弦，教不了太多。很快机会来了，冷杰住的大院里贴出了一个吉他讲座的小海报。“我记得这个讲座是6块钱一个月，但我爸妈不同意。幸好我姑姑从东北来北京探亲，她帮我出了这个钱。”每天晚上冷杰都去听课、做笔记，从古典音乐到流行音乐，完成了最初的音乐启蒙。

秦继业的音乐启蒙跟冷杰差不多，因为同学的哥哥有把吉他，于是接触到了这件令他着迷的乐器。记不清哪儿找来的“六线谱”，就这么一点点琢磨，算是自学成才了。

当时最稀缺的是音乐，很少有听外来歌曲的途径。即便是这样，冷杰和秦继业也会有自己的音乐小圈子，从小圈子里攒来的录音机、磁带、唱片、录像带，比如台湾歌手刘文正、邓丽君的歌，80年代格莱美颁奖的录像，都成了他们学习音乐的资料。不过，在当时听歌也好，看录像也罢，都要拉上窗帘秘密进行。

“那个时候，很少有父母能支持自己的孩子玩音乐吧？”这似乎是摆在眼前的现实。“我的父母其实是不支持也不反对，只要不影响学业，他们也就默许了。”冷杰回应道。秦继业的父亲对他学琴也是默认的态度，因为他当时喜欢甲壳虫乐队，大量的模仿翻唱英文，反倒提高了秦继业的英文水平。“上初中开始，我的英文就没下过95分。”秦继业回忆起来还小有得意。

“我们那时候谈不上原创，都是听了好听的歌自己把谱子扒下来，边弹边唱。我记得93年的时候，我们有四个玩音乐的人在圆明园画家村北边租了一个房子排练，一个主唱、一个吉他手、鼓手是个老外，我当时改成玩贝斯了。”秦继业说。“对，那时候都是‘模仿乐队’。我们最开始没有排练的地方，就在花园里边弹边唱，然后就会有人围观。那时候特别爱音乐的人很多，人也很纯粹。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台演出是在外语学院的礼堂，也就2、3把吉他就上去伴奏了。底下的学生特别兴奋，我在台上也很兴奋，后来我才明白这叫交感神经兴奋。”说到这，冷杰大笑起来，仿佛回到了第一次上台时的快乐。

90年代初，冷杰和主唱肖亦平、鼓手东子、贝斯手罗岩等人组成乐队。因为昼伏夜出，他们只是晚上在酒吧和歌厅或其他小型聚会中演出，希望能够在晚间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受，所以他们给乐队起了个应景的名字——“晚间新闻”。乐队最有代表性的原创歌曲是《木头床》，当时乐队常在一幢老筒子楼的水房里相聚，房中除了两个长条水池和两排锈住的水龙头外，只有一张由木凳和长条木板拼起的木头床以及他们满脑的幻想，所以《木头床》最能表达出他们对质朴的感受和对美好的憧憬。“这首歌你爸妈听过吗？”我有些好奇冷杰会不会把自己乐队创作的歌拿给父母听。“我妈妈觉得好听。我爸就没说话，他最爱对我说的是：‘你应该做得更好。’”冷杰笑着说，“可能是他觉得我玩儿音乐不靠谱吧。音乐对我的改变就是让我更不现实，更追求理想。我想我会一直玩下去，一边开店，一边玩音乐。”冷杰曾经在大连开过Fusion Bar，在三里屯开过Fish & Chips，目前正在酝酿着下一家店，这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

谈及对孩子的音乐教育，冷杰说：“音乐对我来说是精神食粮，我从音乐中获取营养。我不赞成立马着手让孩子学一个乐器，而是应该让他先去接触、感受、欣赏音乐的美好，从中获取养分。我的小儿子5岁，我没有让他学任何乐器，但他看我玩乐器。周末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去新街口乐器店，让他感受各种乐器，把锣、唢呐、萨克斯风都摸摸、玩玩，打开他的感官。孩子是天生艺术家，让他们自己找到兴趣点，10岁之前都不用着急学某样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