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的，其乐成了一个对意面百吃不厌的孩子。
文 | 李梓新 图 | Will Oey
如果在旅途中，你不知道吃什么好，他的主意一定是吃意面，而且中午吃了晚上还能继续吃。我也不知道，意面为何这么服帖地收伏了他的胃。每个人是有自己的灵魂食物的，那种食物往往是自己故乡的味道，比如我的灵魂食物是潮汕牛肉丸。出生于上海的其乐，对上海小馄饨和炒面也颇喜爱，但估计都敌不过意面。
今天，故乡感淡泊的这一代孩子，其实都是“第三文化儿童” （TCKs，Third Culture Kids）。第三文化儿童的口味大概是按着主流的文化影响来的，在国际学校的孩子，这种文化影响就是英文、汉堡、派对等等。这一代人不仅故乡感淡泊，国界感也淡泊。这个世界，到哪里都可以是他们将来扎根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纯正的中国父亲，总想着要怎么在孩子的身上保存中国元素。在今天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孩子，除了中文口语过得去之外，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中国印记呢？由于当今教育上的国际化倾向，更多的孩子惯于阅读英文、写作英文，一碰到中文阅读和写作就畏难。而大多数家长即使母语是中文，也没有办法多加影响和指导。这几乎是今天中国教育的一个痛点了。
在今天的中国，都市中产阶级的孩子身上却没有多少中国文化元素？这是一个有点匪夷所思却事实存在的问题。这些年来，我去过世界好几个宜家商场，包括发源地斯德哥尔摩的宜家，却发现所有商品都大同小异，和上海几无二致。当时我就心想：全球化正在杀死想象力。今天我们培养孩子上名校，这个过程基本也是一种全球化、标准化。那是一条铺好的天梯，所有的家长和孩子都怀着对未来的期望和向往日夜兼程。而我相信这些孩子最终到了国外，最终毕业走上社会，会更多回头去审视自己身上的印记：一个中国人，一个出身来源自某地的中国人，在一个华人是少数族裔的社会，我的同胞前辈们做过哪些事，我现在在做的事，是落在哪一个类目里面？那个时候，那种过程，会有撕裂、挣扎、困惑，乃至重新奋发。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身份焦虑”（identity lost）到身份确认（identity reassured）的过程。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如何让孩子认识“中国时代”的背景，以及和自己的关系——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要渗透到孩子身上的中国元素。
最近我在读两本书，一本是1816年英国使臣队伍中的一位外科医生克拉克·阿椑尔记下的手记《中国旅行记》（1816-1817），英语的语言本就和现代差异不大，他所采用的白描描写方式，能把我带回当时的中国。我从中窥见，清朝自乾隆之后，国民生活其实已经落后于西方。比如，这一段让我印象深刻：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比大沽到天津间的白河两岸，给各种旅行者带来如此之少的引人兴趣的观察目标了。沿途的土地，到处是沼泽和荒地，居民穷苦，衣衫褴褛，他们的住所简陋、肮脏、破败不堪，土壤生长的作物很少而且不吸引人。”
那是英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因为该不该下跪之事而引发争议的23年之后，又一个出使中国的英国使团。可是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同样因为下跪问题而和这个使团不欢而散。这两个标志着中国闭关锁国的事件，很快被鸦片战争的枪炮证明了历史的走向。而我们可以看见，200年前中国之落后，而今天的中国，差不多是200年来全球权力和声望之顶峰。这两百年的过程，怎么看待？中国人在这期间，做过什么努力？
我在看的另一本书，是不久前逝世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写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一个美国学者，帮中国人梳理出中国人在全球漂移（diaspora）的脚步。这两百年来中国人因为国运的颠簸，在各大洲都有飘零和生根的努力，甚至远到南美洲苏里南这样的国家，都有为数不少的华人团体。即使在美国，华人的地位也从《排华法案》阴影下的劳工群体，到诺贝尔奖得主、联邦部长，更包括了今天从华尔街到大学里各种类型的社会中坚。这些华人的打拼也殊为不易。
我的朋友，作家谢汉兰曾经在她的著作里写下，1950年代他们住在首都华盛顿郊区，几乎只能碰到一两个亚裔面孔的情形。谈了这么多，我只是希望当我们的孩子无论通过旅游还是教育走到国外，全面拥抱全球化生活方式的时候，他的心态上还是能有“国族”的感觉，能有故乡的感觉。中国人的身份对他来说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我们立足于世界的一个出发点，一个重要的文化根系和资源，也是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很多人不一样的独特之处。
我认为，如果能建立起这一点，会比只是机械地背诵国学经典更有作用。
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曾任《外滩画报》主笔，采访过多国大选和名人政要。著作有《民主是个技术活儿：英国民主生活走笔》、《灾难如何报道》等。家有两孩，最近致力于中产育儿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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