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特-奈茨：近年中国教育在西方越来越受到推崇，而中国自己却正在向西方学习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中国学校为何向西方学习创造力教育?
- 伊莫金•韦斯特-奈茨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 译者/何黎
韦斯特-奈茨：近年中国教育在西方越来越受到推崇，而中国自己却正在向西方学习如何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寒冷而浓雾弥漫的早晨，北京市八一学校(Beijing Bayi School)的礼堂里，道具是坏的，演员忘记台词，机械大幕的保险丝也烧断了。还有四个小时，我挑选的22名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14岁中国小演员，将为1500名观众表演《查理与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用英语。他们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告诉他们，戏剧是个无关紧要的东西。当我在剧场里跑来跑去，努力寻找缺席的乔爷爷(Grandpa Joe)和无影无踪的金奖券(Golden Ticket)时，我又一次问自己：我在这儿干嘛呢？
近年来，中国教育越来越被盛赞为“优于”西方教育方式。在2012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中，代表中国参赛的上海地区在科学、阅读和数学三个科目中均夺得第一。中国在面向全球15岁学生的Pisa测试中的成功，更加深了世界的天平正在向东方倾斜的印象。焦虑的西方政府对此事非常重视——人们原本就日益担忧，中国教育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为其在经济和文化上取得主导地位铺平道路。换句话说，如前英国政府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在担任教育大臣时所直言，英国要么可以“开始像中国人一样努力，要么我们很快就要为中国人打工了。”
在许多人看来，解决方案很简单：无论他们做什么，我们照做就是。去年7月，有报道称英国8000所小学将获拨款，用以实行中国所使用的数学教学法——“熟练掌握”法。“熟练掌握”法教学总是整个班一起教，不按学习程度对学生进行分组，这样好学生会帮助差学生跟上进度。汉普郡的一所中学做了一个实验，将部分学生交给一群中国教师，看看他们能否提高成绩，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跟拍了这一过程。今年秋天，伦敦将开设第一所英汉双语的私立预备学校。
在许多西方中产阶层父母心中，严格的中国教育已经成了神话。2011年蔡美儿(Amy Chua)一本《虎妈战歌》( 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造成的巨大影响，突出了西方父母的担忧——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被自由的西方教育耽误了，面临无力与勤奋的中国同龄人竞争的风险。
凭借我去年在八一学校那五个星期所见，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学生在校时间肯定比西方孩子长得多。小学高年级学生早上7:30到校，一直待到下午6点，通常还要再上晚自习。大多数学校周六也要上课。如果学校周六不上课，中产阶层父母们就会给孩子安排课外辅导。亚洲是全球课外辅导行业增长最快的市场，据Global Industry Analysts预测，到2020年该行业的价值将接近2000亿美元。上海的学生每周要花近14个小时写家庭作业，是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近三倍。
班级本身也很不一样，学生们坐在一排排单人书桌后，座位通常根据班级排名安排。在这种目标单一的环境里，没有太大空间让学生发挥创意。有一天我听了一堂语文课，学生们先起立背诵他们正在学习的文章片段，然后在接下来的课堂时间里记录老师的上课笔记。这显然是典型的一堂课。
考试频繁且严格，每年每科至少考四次，为“高考”——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
一年一度的高考是进入中国大学的唯一方法，这项考试很残酷，持续两天，共计9个小时，必考科目包括数学、语文和外语。考试分数决定了考生可以上的大学档次。家长为提高孩子的高考成绩所作出的投资是巨大的，尤其考虑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
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感觉，让英国的教学方式变得更像中国有好处，肯辛顿韦德预备学校(Kensington Wade prep school)创始人之一戴雨果(Hugo de Burgh)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学校是欧洲第一所全面使用中英双语教学的学校，并准备借鉴中国学校的一些特点，包括上海的“熟练掌握”教学法。他说：“当然，我们应该向其他国家学习。整个主题最令人遗憾的一个事情是，中国人来这里向我们学习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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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教育家来说，西方对中国教育体制钟情的时机引人瞩目。过去十年来，富裕的中国父母因迫切希望避免子女接受中国的应试教育，纷纷在子女十几岁时将他们送往美国念书：2015年进入美国高中学习的中国学生达到4.6万人，而2005年仅有637人。在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的统计显示，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也是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远超”其他任何国家。
现在，这些父母还要求在国内有更加“西式”的教育选项。较富裕的父母们纷纷将孩子送入英国老牌公学新开的中国分校就读，如威雅公学(Wycombe Abbey)和哈罗公学(Harrow)。英国公立学校也开始参与进来。前述BBC纪录片中的博亨特中学(Bohunt School)将于明年在浙江省温州市开设一所私立学校。有兴趣尝试新事物的还不仅仅是家长们。
十多年前，中国教育部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应试教育”。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教育部出台政策，呼吁在学校里正式鼓励“创造力”和“创新”。我任教的学校显然注意到了这种呼吁。除了“军魂铸人”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部分以外，八一学校还在简介中自豪地承诺要“鼓励创新意识和创新实践”。
我有4周时间（每周8小时）从零开始教我的班级排演戏剧，并拿出最后的演出。显然他们从一开始就很不了解什么是戏剧课（大多数中国学校不开设这种课程）。八一学校的一位英文教师领我看了供我教学使用的大教室，并暗示称，这个教室非常完美，因为里面有足够所有学生使用的课桌。当我说所有这些课桌都需要搬出去的时候，她看起来非常困惑。
学生们一开始在课堂上非常害羞：他们只有在被要求发言时才会说话，在单独表演时尤其紧张。我们举行了非正式的试演来决定角色分配，这让他们感到极为紧张：不只一个学生紧张得都喘不过气来。幸运的是，他们已经熟悉了《查理与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因为学校已经安排了两节英文课让他们观看这个故事最新的电影版。在早期的排练中，学生们很担心，我指定为威利•旺卡(Willy Wonka)扮演者的那个戴着黑框小眼镜、身高5英尺整的男孩不太像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他的英文名字是哈里(Harry)——之所以起这个名是“因为英国王子也叫哈里”。
整个课程期间，各班主任反复询问孩子们在台上表现如何，出不出色。起初我觉得这很奇怪：西方戏剧课的基础理念之一就是只要肯尝试、犯错也无所谓——这种理念与中国的教育原则可谓截然相反。
在八一学校待了几周后，我已清楚地看出，鼓励创新并不意味着鼓励独立思考。一位教师非常震惊地了解到，在英国学习历史可能涉及到要对各位君主的统治加以评价。而在这里，历史教学意味着传达事实，这样的评价就算不被当成危险的异端，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类似我在教的这类课程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它们被与那些快速推进的应试课业精心区分和明确隔离开来。也许更能说明问题的地方在于，老师们将我们的课程称为“戏剧训练”。还有就是，即使是在这些课程里，采用死记硬背办法的本能依然强大。一位班主任曾宽慰我称，她和她的同事一直在让所有学生排练他们的台词。一天下午，我在走廊里从她身旁走过时，她正在训斥“查理•巴克特”(Charlie Bucket)的饰演者，因为他把“Whipple-Scrumptious Fudgemallow Delight”（指《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的高级惠普尔奶油巧克力软糖——译者注）这个词念错了。
在已然十分沉重的课业负担之外，还要开展两小时要求精神高度集中而又充满陌生感的活动，这种状况开始产生恶果——课程结束时我的学生们明显十分疲惫。不过，他们成功表演该剧的决心，一点也不逊于他们对待学校生活其他方面的态度。一天晚上，在当天的漫长彩排后，我回学校取点东西，却发现演员们、几位教师、甚至还有部分家长都在礼堂里，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排练该剧。我走进后台，“维露卡•索尔特”(Veruca Salt)泰然自若地告诉我，他们经常在我离开后接着练。我问他们会待到多晚？她回答说，哦，不太晚，可能到1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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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演出前的几天里，八一校电视台(Bayi School TV channel)采访了主要演员和我。轮到我的时候，学生采访组想知道戏剧表演的意义何在。我想，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我解释说，研究表明戏剧表演会建立自信心、提高社交技能、鼓励想象思维和同理心，增进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过，这个问题本身凸显了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在西方，学习艺术类科目、培养创造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内在价值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
或者说至少过去如此。讽刺之处在于，英国越来越不重视人文学科的价值，投入这类学科教学的资源越来越少。尤其是在英国，类似艺术、音乐和戏剧这样很难用结果衡量的学科，在课表中的分量正在稳步下滑。英国创意产业联合会(Creative Industries Federation)主席约翰•坎普夫纳(John Kampfner)慨叹道：“就在其他国家意识到这种价值的时候，我们却在遗忘它。”
在创造力方面，中国和西方可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但潜在原因是相同的，都是出于经济考虑。西方政府认为，它们是在通过改革教育维护本国利益，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让西方公民不会像戈夫所说的那样，到头来“为中国人打工”。与此同时，中国正寻求学习如何更具创新性，主要是作为促进经济的一种手段。北京教育研究者和作家江学勤告诉我，中国教育中推动创新的行动主要转化为鼓励商业和科技领域的创新。“遗憾的是，政府对创新的定义非常狭隘，”他说。
西方和中国似乎都犯下了在美供职的中国学者赵勇所谓的“错误的浪漫化”。在《谁害怕大坏龙》（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Dragon?，2014年）一书中，赵勇提出，被大肆吹捧的上海Pisa测试结果反映出中国学生如何被该国考试制度所奴役。他声称，中国的考试制度得到了一个专制政府的维护，目的是维持社会控制。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英国打算暂缓推行中国式教育，尽管在将范围扩大到表现优异的上海教育体系之外后，上月发布的最新Pisa测试结果为该国整体教育情况描绘出一幅不同的画面（一项研究发现，在某些农村地区，近半数学生在初中三年级就离开了学校——相当于英国的第十学年）。中国失去了榜首之位，在阅读一项上排在前二十名以外，落后于英国。
教育学者一直警告，将一国的体系原样照搬到另外一个国家是愚蠢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研究中心(CMRE)的主任加布里埃尔•赫勒•萨尔格伦(Gabriel Heller Sahlgren)告诉我，以芬兰为例，这是英国政府引为典范的另外一个国家，人们争先赞赏和模仿芬兰教育制度，而没有考虑到一些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比如芬兰的人口少使其成为一个特例。“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尝试了模仿芬兰教育制度的特色之后看到结果大幅改善的。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放眼国外”可能也是政府不露痕迹地倒退回去的一种方式。戴雨果指出，上海数学教学法和英国50多年前教授数学的办法并没有什么不同。“说中国人有神奇药水要比说我们犯下了一些可怕的错误容易多了，”他说。
我们表演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反响极为热烈，八一学校的学生观众都看得兴高采烈，演员们后来也都喜气洋洋。这门课成功吗？我的每一位学生都写日记来记录这次的经历，尽管存在文化冲突，显然学生从过去的一个月收获了许多东西。“自信”、“改变”和“乐趣”几个词反复出现。但最令人难忘的描述来自威利•旺卡的饰演者，前面提到的哈里同学。他写下了真情实意的几页纸，详细描述了这门课如何让他见识到表演的世界，如果不是这门课，他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想要这么想，对这些学生而言，学习戏剧激发了想象力的火焰，这将塑造他们看待世界或者看待自己的未来的方式。但可能性似乎不大：“（中国）认识到，要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其教育体系中就需要更多创造力，”江学勤说。然后他补充道：“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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