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家长对“厌学”已经不陌生了。一个原本正常上学的孩子,突然频繁请假,一到学校门口就肚子痛、恶心,或者干脆说自己不想上学。
一些孩子在确诊焦虑、抑郁,休学调整以后,状态慢慢好起来。但还有一些孩子,离开学校之后再也回不去了,“退出”的范围越来越大,生活半径一点点缩小,有些人最后几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只在家人睡着之后才出来吃东西、洗澡、上厕所。
这种状态被称为「社会退缩」。
在日本,这种长期退出学校、工作和现实社会关系的状态,几十年前就有了一个名字——hikikomori,中文通常译作“蛰居”或“社会退缩”。
它一度被看作具有浓厚日本社会文化特征的问题,但这些年,韩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中国大陆的研究者和社会服务机构,也陆续碰到了相似的一群人。
今年夏天,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推出了纪录片《SHUTDOWN》,用了8个月跟踪四名15岁到19岁的年轻人,有的人已经两年几乎不出房门,有的人能够自己坐公交、买东西,却仍然很害怕和人接触。
一个原本正常生活的孩子,是怎样一步步退回房间里的,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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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掉的卧室门
《SHUTDOWN》开头不久,镜头来到新加坡一户很普通的家庭。客厅收拾得整整齐齐,父母坐在沙发上说话,15岁的儿子John就在几步之外,但镜头始终没有拍到他。他的房门关着,那扇门几乎成了这个家庭过去两年生活的中心。
2023年11月起,13岁的John开始把自己关进房间。后来,他一天只在家里人都睡着之后出来一两次,最严重的时候,为了少去厕所,甚至会刻意减少喝水。
父母和他的交流也慢慢少到几乎没有,儿子想要什么,不会出来说,而是在房间里敲墙。
父亲说,他们最难受的,是不知道孩子到底在想什么。每天只能从很小的迹象里猜:饭有没有拿进去,夜里有没有出来,今天为什么又不开门。他形容这种生活:“全都是猜,猜,猜。”
有一阵子,突然出现了转机。
去年7月,John开始走出房间,和父母一起吃饭。父母几乎不敢相信,13岁时把自己关起来的孩子,再站在面前已经15岁了,个子高了很多,也瘦了,长长的头发垂下来遮住脸。那段时间,一家人重新坐到同一张饭桌上,父母以为儿子终于要回来了。
可几个星期后,John又把房门关上了。
纪录片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或许,重新退回房间本身也是一种表达。John也许说不出自己为什么难受,但当压力、愤怒或者挫败超过他能够承受的程度时,躲进房间成了他最熟悉的处理方式。
19岁的Danzel第一次“躲起来”是在小学。他告诉妈妈自己在学校遭到欺负,有一次干脆钻到了床底下。到了初一年级,他不再去学校,白天睡觉,晚上打游戏,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少;几年过去,长期缺乏运动已经影响到腿部力量和平衡,连去医院做治疗都成了一件费力的事。
他的妈妈回忆儿子的状态时,只说:他不想见任何人。医生后来诊断Danzel存在严重抑郁,他越来越害怕外出。
18岁的Shaista则是从“躲在厕所”开始的。中学时,常常呕吐,课间躲进厕所,走路时习惯低着头,让头发把脸遮住。后来她才告诉家人,自己曾经在学校遭受欺凌。
16岁的Zhen Yi把这种感觉说得更直接。他是退缩程度相对轻的一个,能够一个人坐公交,自己去买画材,也会参加社会服务机构组织的活动。但一走进人群,他还是会紧张。在镜头前,他说:“我害怕外面的世界,我不喜欢被人看。”
他觉得陌生人的目光里带着评价,被太多人看时,身体甚至会出现类似针刺一样的不适。可回到家里,他又完全不像一个对生活失去兴趣的人:他养乌龟、种植物、做艺术,还有网上认识的朋友。
这些变化发生得都很慢。
纪录片中的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在某个晚上突然决定,从明天开始再也不见人了。最初出现的,往往是我们很熟悉的事情:不想去学校、害怕同学、身体不舒服、情绪越来越低……
之后,他们能够承受的重量一点点变少。
学校去不了,就先待在家里;朋友不想见了,就在线上联系;白天让人紧张,就慢慢习惯晚上活动。每往后退一步,当下似乎都会轻松一些,可原来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远,等到想回去时,需要面对的事情已经比最初多了很多。
片中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很多孩子在家庭、学校或同伴关系中受过挫,后来慢慢学会了一件事:躲开那些让自己难受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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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不是个例
日本对 hikikomori 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最早,只是少数年轻男性“躲在家里”,但随着调查不断深入,日本社会发现,这种状态一旦长期持续,很可能从青年时期一直拖到中年。日本政府2022年度调查估计,15—64岁人群中约有146万人处于 hikikomori 状态,大约每50人中就有1人。
调查中被反复提到的原因并不只有学业问题,还包括人际关系受挫、疾病、过去的不登校经历、失业以及疫情等。也就是说,很多人并不是突然决定退出社会,而是在一次次无法适应、无法重新进入之后,慢慢停在了原地。
韩国近几年开始把“孤立·隐居青年”正式纳入青年政策。韩国政府估计,19—34岁青年中大约有54万人属于“孤立青年”,其中约24万人属于程度更深的“隐居青年”,人际关系困难、求职受挫、工作适应不良反复出现。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问题往往不是单纯“找不到工作”,而是在一次次碰壁之后,社会关系越来越少,生活的节奏也和同龄人渐渐脱开,最后连再次走出去都变得困难。
当一个年轻人跟不上原来的人生节奏时,他和社会的连接也一起变弱。
最开始,可能只是想躲开一件让自己难受的事,后来却越来越回不去了。
比如,一开始可能是被同学欺负、学习跟不上,或者一去学校就焦虑;可半年、一年以后,孩子已经和同学断了联系,作息彻底乱了,也越来越不习惯出门和见人。到了这时候,即使最初那个问题已经过去,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仍然会变得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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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孩子开始退回房间,家长能做什么?
社会退缩最困难的地方,是孩子把自己完全关起来以后,很多事情就变得难做了。
新加坡的“隐蔽青年”干预项目把退缩3到6个月的年轻人单独划为“pre-hikikomori”,正是希望在这种状态完全固化之前介入。
项目最初接触的25名年轻人,平均13.5岁开始出现社会退缩,真正进入服务体系时已经15-16岁,中间隔了两年多。很多家庭真正求助的时候,孩子已经退缩很久了。
所以,在孩子房门关上以前,最值得留意的,不是“今天到底去没去学校”,而是孩子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正在断掉?
一个孩子暂时不能上学,并不意味着其他生活也一定要跟着停下来。
如果他还有一个愿意见的朋友,还有一个比较信任的老师,还愿意打球、画画、遛狗、去便利店,愿意和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这些连接都值得尽量保留下来。
CDC长期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时,把“学校连接感”看作一个重要的保护因素,当学生感到学校里的成年人和同伴关心自己、接纳自己时,心理健康风险整体更低。
这一点对正在经历厌学的家庭尤其重要。一开始,不少家庭会围着“上不上学”打转:早上催起床,晚上讨论第二天能不能去,周末仍然在谈什么时候复学。时间久了,学校没有回去,孩子和父母之间原本还能维持的关系,也被这件事占满了。
这时候,留住一些和成绩无关的日常,反而很重要。吃饭的时候只吃饭,散步就只是散步;孩子暂时不愿意见全班同学,也许还可以见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
一个孩子如果还能感觉到,自己除了“一个不上学的人”之外,还有别的身份、别的关系和别的事情可以做,他和现实世界之间就还留着几根线。
而如果孩子已经把房门关上,处理问题的顺序就要发生变化。
《SHUTDOWN》里,负责John的社工,他的做法看起来甚至有些慢得让人着急。
社工每两周去一次他的家,前后用了半年,最初做的只是稳定地出现。在很长时间里,连孩子本人都见不到,只能在门外说话、留下食物,让John慢慢熟悉自己的存在。
新加坡的干预项目也明确写到,对于严重社会退缩的年轻人,仅仅建立稳定接触就可能需要长达12个月;如果无法面见,就先写信、送食物,或者通过线上聊天、游戏等方式建立联系。
先有一个孩子愿意接触的人,再慢慢恢复活动和能力,最后才谈更大的目标。
其实没有特别神奇的方法。在问题还没有发展严重时,尽量不要让学校、朋友、家庭、兴趣和日常生活的连接同时断掉,当发现一个孩子的世界持续缩小时,早点寻求帮助。
我们很擅长设计一条让人不断往前走的路,却不太擅长为那些暂时走不动的孩子,留下停下来、绕一下,创造重新开始的机会。
好的教育,不应该只是让大多数孩子顺利往前走,也应该让那些停下来的孩子,还有机会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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