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太
“不是必须住在北京，我活了四十年才明白，生活的真相是，有钱才硬气，有健康才幸福，有心安才是家。”这是雾霾天里，闺蜜从远方发来的人生感悟。
当年，我们一起闯进了北京城，但她早早就认清形势，几乎是第一批逃离北上广的人之一，现在她与北京的联系，大约只剩下了一纸北京户口，和一套位于东三环，常常被雾霾环绕的房子。
而此刻，我已经无暇思考人生，因为我正在与已超过200小时，创下北京空气重污染记录新高的“跨年霾”奋力搏斗。
不到两岁，一向活泼好动、身强体壮的二宝竟然也蔫了，开始发烧、咳嗽。看到小小人儿在本来应该甜睡的时分，居然咳醒了，真是无语。娃儿睡不安稳，只能抱在怀里。我几乎半宿半宿地抱娃坐着，一边可怜娃，一边可怜自己。喉咙火烧火燎好几天了，试过了各种润喉糖都不管用；此外，鼻子刺痒、胸闷、气喘，以及噩梦般的头疼，头痛欲裂到都不能正常生活。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治头疼的办法，那就是喝“五年陈”花雕。真的管用，喝到有点“高”的状态，头就没那么疼了。可惜，一杯花雕管不了太久。于是，在实在难受的情况下，大清早，不到八点，早饭还没吃，我又喝开了。怕喝醉了没法看娃，赶紧嚼两粒甜脆花生米。
幸好我不用开车，否则酒驾一逮一个准。我能够跟警察叔叔说我是因为抗霾才喝酒吗？还有，如果雾霾一直不退，如果我只能借酒浇霾，会不会从此酗酒？据说酒瘾也挺难戒的。而照现在雾霾的频次，我家那坛老酒没多久就会见底的。
坏天气比坏消息坏多了。刚刚过去的2016年底，大伙忍着、憋着，好容易熬过了将近一周的雾霾红色预警，以为受了这么大的熬炼，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结果好日子没过两天，2017年又在一场跨年霾中登场了。
新年并没有带来新风，整个城市从一场窒息走向另一场窒息。诡异的是1月2日那天上午突然放晴，赶紧把孩子都轰出去，但没玩多长时间，娃儿们又都蔫蔫地回来了，因为好空气只坚持了半天，又塌方了，孩子们连一场游戏都没玩完。
重重雾霾中，我和先生还是去看了一场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当乐团的男高音演唱一系列有关“胜利日”的歌曲，包括《国际歌》时，许多观众拍着巴掌相和，但我拍不出来。
我担心演员的嗓子会不会被雾霾刺痛?我更怀疑英特纳雄耐尔即便实现，雾霾如果阴魂不散，是否“胜利日”也要大打折扣。
《国际歌》里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眼下，除了风，又有谁能将这场昏沉沉的霾赶跑呢？
其实有关部门一直都在发布利好消息，比如2016年中国空气质量有所好转，是近三年雾霾改善最大的一年；比如2016年北京重污染天甚至比上一年减少了七天。
但是身为一个普通母亲，这样高大上的安慰剂已经对我失去效用。个人的感受是北京的空气真的越来越糟糕了。
每当雾霾来临，整个城市的生态系统似乎都停摆了。那就像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病人，全身的免疫力系统被破坏殆尽，以至于完全失去了自愈的能力。
每次听到“气象条件不利于扩散”，我都如丧考妣。那意味着又一轮重度污染将不请自到，或者是眼下的这轮污染还将旷日持久。
特别是这场跨年霾，感觉已经漫长地达到了人体的承受极限了，连续十天都是重度污染，家里的空气净化器24小时狂转，让我担心它会不会被烧掉。开窗被呛死，不开窗被闷死。无论呆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有黑云压城、无处可逃的绝望。
即使再缺乏专业知识，深处在这样一个穹顶之下，也能预感到，一个空气污染严重到“病来如山倒”的时代来临了。
可怕的并不是全年污染天数的多与寡，而是每次雾霾持续的过程越来越长；
可怕的是雾霾已经变成了社会常态，不分季节，不分年节，不分时令地发作，而且发作的间歇越来越短，发作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可怕的是哪怕红色预警勒令整个城市中、小学生停课、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周边污染企业都停工，在这样的行政重法调控下，霾都没有自动净化，而且几乎已经到了只要风不来，霾就不走的地步。
这种绝望，与多年前我挤破脑袋也要挤进北京的愿望背道而驰。那时我绝不会料到，有一天，我和我的孩子，会变成这个城市的“气候难民”。
其实在北京这么些年，我见到了太多“百年不遇”。比如2001年12月的一场雪，全城交通大瘫痪，整个北京变成了一个大停车场。那天我过生日，老妈做了一桌子好菜，等到朋友们终于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聚齐到我家，开始吃喝庆祝时，已经是夜里12点了。一场中雪就能摧毁一个城市的交通的时候，我没有抱怨过北京。
2003年夏天遭逢非典，我加入了抢购方便面和矿泉水、口罩的人流，当我呆呆望着超市空空如也的货架时，心惊肉跳地数着又添了多少疑似病例的时候，我也没有抱怨过北京。
2012年7月，整个北京在暴雨中变成泽国，我到北京站接人，雨大的伞都撑不住，地铁入口处一片汪洋，就在不远处的广渠门桥下，一位司机在四米深的积水中溺水遇难。那场大雨，造成了北京境内37人死亡、7人失踪。在城市的下水道动辄失灵，桥下积水能致命的时候，我也没有抱怨过北京。
除了对北京有深深的热爱，还有一个更狭隘的原因是，毕竟这些事件都是偶发，毕竟我有时还可以抽身旁观。
只有当雾霾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什么叫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因为我就是那只被雾霾碰的到处是伤的蛋。
我的生活从此只有了两种：有霾的日子，没霾的日子。
雾霾来的时候，大伙儿绝望、沮丧，所有的话题都围绕着哪个牌子的空气净化器好使?我最动心的是一款号称装备工厂无尘车间的净化器。不过，据说体积庞大，家里再宽，哪里比得上车间宽敞?令我沮丧的是，即使我买得起，我也放不下。而新近又开始流行新风，连平时买鸡蛋、买猪肉的群都秒变为新风系统群，特别具有喜感。
接下来风登场，雾霾走了。朋友圈仿佛被打了强心针，纷纷跳出来晒蓝天，都作劫后余生的感激涕零状。
我家小区里有一个小广场，阳光灿烂的日子，二、三十个婴、幼儿蜂拥而来。冬天太阳移动的快，每当太阳挪个窝，娃们也跟着挪，会走路的孩子则赶紧追着太阳跑，二宝也在我的大声吆喝下，跌跌撞撞跟着跑。因为北京能在户外跑的日子太少了，我总是担心她缺钙。
不是没有想过离开北京。但当我在中国地图上逡巡了一圈，看看我能携家带口迁移到哪儿时，我发现我的选择少的可怜。除了个别沿海城市，几乎大半个中国都在雾霾里沦陷了。
我终于在雾霾来临的时候看清了我的阶层属性。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金钱确实能够抵抗各种天灾人祸，精英阶层们抗霾的能力都强过普通人百倍、千倍。比如一劳永逸地移民；比如每年冬天就飞走的候鸟阶级。
甚至是网络红人凤姐，都能够远隔大洋，给出《中低收入者赴美“躲霾”生存指南》，我仔细研读后发现，我只符合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英语过了三级。至于美甲工、中餐馆后厨，想想也只能知难而退。最不济，月嫂还可以混混，可是若没有工作签，要在美国打黑工，这样的风险，不冒也罢。
好在不能移民，还能移人。我很羡慕那些每逢重霾就能够出去躲避的朋友们，他们飞到三亚、昆明、香港，甚至是东京和纽约。但我无法完成这样一场潇洒的躲霾行程，大人要工作，孩子要上学。一家四口的旅行开支不是一个小数目，可以偶而为之。但要说走就走，还是顿觉艰辛。
有时我很羡慕闺蜜，因为她还能逃回空气质量相对好的老家。还能够在那里找到对口的工作，还有安身立命的房子。至于我自己的家乡，我最近一直在关注当地的污染指数，令人欲哭无泪的是，有时居然比北京的污染还重，据说城市的东南西北建设了四个热电厂，这还不算其它拉高GDP，但也拉升污染指数的大型化工企业。那些污染指数早就爆棚了的中小城市，哪里又有资格发布红色预警呢？
老家是回不去了。何况早已经拖家带口，又在这个城市经营多年，要连根拔起，哪有那么简单?全世界哪还有一个地方，能像自己的家那样亲切舒适?我闭着眼都能找出我想要的每一样东西，包括摸黑分出全家四口人的袜子。
此外，狐朋狗友就在这个城市，打个电话就能来涮锅子；走两步就是糖炒栗子摊；坐两站公交就能到早市买到便宜新鲜的菜；小区里全是孩子的小伙伴，邻居已经变成好朋友，随时能去借个鸡蛋，要根葱。要离开熟悉的生活圈子，真的需要壮士断腕。
一个无奈的现实是，重霾袭来，成千上万所谓的中产，无论是下中农还是上中农，99%的“气候难民”只能坐以待毙。
虽然这中间也还有微小的阶级差别，比如一些国际学校，在北京人民还没弄明白雾霾是什么玩意儿的时候，已经率先装上了空气净化器。
而在雾霾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孩子教室里有几个净化器，学校里有没有安装新风系统，已经是另外一重衡量爹娘阶级实力的硬指标。
在重霾中腾挪不得、只能困在这座霾城里艰难呼吸的时刻，你终于再也听不得“提头来见”的幽默，还不如提着猪头去祭祀风神靠谱；你也再不忍心看那些雾霾段子和污染大片，因为自己正是这场荒诞剧的主角；你更加懒得骂娘，正如某时报评论所说，雾霾天拿组织当出气筒，非严肃思考。该时评号召我们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而不是仅靠官方和企业迎战，要集体冷静和沉着，投身到以环保为目的的大型社会改革中去。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响应了这场新改革的号召，能在雾霾中挺胸抬头，绝不以经济衰退和现代化丧失作为治理雾霾的代价，能慷慨做到牺牲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我只知道，我已经在雾霾的人民战争中奄奄一息。
发达国家走过的雾霾道路告诉我们，雾霾能治，但是悲催的是，我和我的孩子们，到底要等多久？
我已经尽量做到自我疗愈，比如看看治霾的心灵鸡汤，剖析为什么人们应该降低欲望，为治霾做出贡献。其实在令人窒息的雾霾里，我早已万念俱灰，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念想，那就是，领着我的孩子，在新鲜空气里，大口地呼吸。
好在坏空气还没有坏到挑肥拣瘦的地步。这是如今社会少数公平分配的产品。如今的北京，上至银发老人，下至黄口小儿，无论开车的、坐车的还是骑车的、走路的，满街都是口罩。上一次北京出现这样不分贫富、全阶层覆盖的场景，还是非典时期。
不幸中的万幸是，“气候难民”们真的特别能忍，而且特别能苦中作乐。比如超市里推出“抗霾食品”，其实不过是趁机推销一堆大白萝卜。事实上，刨去各种发霾难财的忽悠，底层劳动人民真正能对付雾霾的武器，除了空气净化器，只剩下口罩了。
我刚刚在网上下了一个口罩的大单子，一口气买了好多盒口罩。我要分门别类，比如先生用白色的，我用粉色的，大宝要用小脸型口罩，二宝要用婴儿口罩。婴儿口罩戴上后特像小猪拱嘴。二宝当然不肯，连哄带吓，告诉她外面的空气比辣椒还辣，而如果她肯戴，她就能获得一粒旺仔小馒头。二宝只考虑了一秒，就爽快戴上了口罩。只是有心的她从此又多了一项海底捞式的贴心服务，一看见大人要出门，就赶紧拿起口罩递上。小小的她已经知道，出门就要带口罩。
有时，我摘下口罩的时候，也偶尔会做下梦，比如某一年的儿童节，为了祖国的小花骨朵们，北京有了“儿童蓝”。
而此刻，好消息终于来了。窗外已经飘起了雪花，据说这种雪奇脏无比，没有雨伞防护不能出门。但我的心正在欢欣鼓舞中一寸寸融化。起码能够把霾洗一洗，让我们有力量等待那场传说中明天就要到的风，结束这场骇人听闻的跨年霾。
其实再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可开心的。人生最大的霾困并不是贫贱不能“移”，是只能“坐等风来”。那意味着所有人束手无措，被重度空气污染压垮了的人们，只能艰难而无奈地活着。
但即便看不到尽头，我也要挺着，因为我们这代人最拿手的就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于是我像水牛一样喝水；我把口罩上面的铁丝捏了又捏，让它适应我的鼻子形状，好捂得再严实一点，据说有一点漏气就前功尽弃；我拼命掰着手指头，开始倒数计时，心里念叨着：风啊，风啊，盼你已经上路。
陶太 ， 菁kids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为FT中文网、《经济观察报》等撰文。更多陶太文章，请扫码关注她的个人微信公众号：陶太爱宇宙(ID:taotaiiy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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