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跟同事聊天时，她玩笑着说：咱去百度应聘副总裁吧，感觉他离辞职不远了。
这没来由的一句戏谑，却让我在午休间隙打开搜索引擎输入了相关关键词。
然而这场始于八卦的搜索，最终演变成了作为母亲的深切忧虑。
图片作者丨Siyu 编辑丨Yuan
在解析事件之前，先来说说这场风波中的核心概念——”开盒”及“社工库”。
“开盒”这个源自网络黑话的术语，实为我们更熟悉的另一个词”人肉搜索”的变体，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行为。
当一个人被“开盒”，他的住址、身份证号、家庭成员、任职公司等敏感信息被恶意曝光。
轻则遭受电话骚扰、短信轰炸，重则可能遭遇诈骗、网暴等威胁。
开盒的信息来源“社工库”，这个看起来甚至有点公益性的名称，也第一次进入大部分普通人的视野。
人畜无害的名称却代表着那些存储着我们身份证号、住址、社交账号等敏感信息的数字黑市交易；
上游通过黑客攻击、恶意窃取等手段获取我们的隐私数据库，存储于境外服务器规避法律监管；
下游则购买这些隐私数据以实现电诈、开盒等目的。
了解到这个背景，百度副总裁之女涉嫌利用社工库”开盒”孕妇的事件，更显惊心。
作为母亲，看着在客厅里模拟打怪兽的双胞胎兄弟俩，我竟然在那一刻生出了极其无力的焦虑——
这两个注定被算法与数据包裹着长大的孩子，我既要防止他们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更要警惕他们无意识间成为施害者。
这位13岁女孩的社交账号截图令人惊心：
定位加拿大IP的有恃无恐、父亲月薪22万的炫耀、对韩国女星病态的维护欲，共同编织出一个数字原住民的生存图景。
更可怕的，是她展示出娴熟的跨国数据检索能力——将国内隐私数据与海外社工库交叉验证（我们姑且相信百度官方的说辞）。
这种技术素养与道德认知的严重失衡，恰似数字时代投下的尖锐问号：
当孩子们在移动互联网里完成认知建构，我们该如何为他们构筑数字世界的伦理护栏？
谢广军朋友圈“自罚三杯”式的道歉信，堪称当代家庭教育困境的病理切片。
这位掌管百度安全系统的技术大拿，却未能在自家屋檐下制定一套“网络安全协议”；
能带领团队设计精密数据防护体系，却放任女儿在暗网信息池中徜徉。
当13岁少女轻点屏幕就能调动海量数据，当未成年人的网络暴力演变为现实围追堵截，我们不得不正视技术赋权带来的伦理黑洞——算法不会作恶，但会放大作恶的能级。
或许更值得警醒的，是我们集体面临的数字化生存悖论。
明知自己的信息在网络上近乎”裸奔”，却又不得不继续使用各类应用。
中国社科院2023年《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报告》揭示，91%的孩子能熟练使用社交平台的隐私设置功能，但超过半数会主动在陌生群组透露学校信息。
我们成年人又何尝不是？
这种认知与行为的割裂，恰似数字原住民面临的生存困境：他们既是被技术赋权的一代，也是被数据围猎的一代。
我们在教导孩子网络自我保护时，或许应该尝试给他们建立”数字边界”意识；
就像现实世界不能随意踏入他人住宅，虚拟世界同样需要尊重隐私边界；
设置密码如同保管家门钥匙；
不在公开场合透露家庭住址、学校信息；
遇到陌生链接要像对待不明快递般警惕；
发现隐私泄露时及时寻求家长或老师帮助；
……
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理解数据溯源的可怕——一张普通的自拍照可能暴露校服logo、窗外地标、拍摄时间等多重信息，这些都需要在身为家长的我们在日常教育中，不断通过具体事件来强化孩子们的认知。
事件中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是饭圈文化对青少年情绪的异化。
了解事件始末后，我心中不断在发问：一个孩子的戾气怎么会这么重？
她对韩国女团偶像的极端维护，对孕妇使用的攻击性语言，似乎折射出当前青少年网络社交的典型表现。
2024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研显示，参与过网络骂战的未成年人中，六成的冲突源自”维护偶像”；
而过度参与饭圈活动的青少年，其攻击性言语使用频率是普通网民的2.7倍。
我不想在此对“饭圈文化”讨论太多，其实我和很多父母一样，一边在呐喊抨击不能抹杀孩子的个性喜好，一边担忧他们在数字世界里肆意追逐着某些失序的价值观。
在我看来，这个困局也不是完全无解。
饭圈精心打造的“信息茧房”，困得住里面的孩子，但终究困不住眼明心净的我们。
身为父母，我们何不尝试着“走进去”：理解他们→成为他们→拉起孩子的手一起走出来。
陪他们一起看偶像的消息，认可他们的选择，以”队友“的身份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的媒介素养——
让他们明白，屏幕里的完美偶像，其本质是商业产品，社交媒体的点赞量链接的是利益筹码，而非现实价值。
回过头来，当我们审视这场风波，真正值得深思的，不是某个家庭的教养缺失，而是整个社会在技术狂飙中尚未建立适配的伦理框架。
那个能调用海外社工库的13岁少女，既是被畸形价值观侵蚀的受害者，也是技术失控催生的施害者。
她熟练操作着成年人设计的智能设备，使用着工程师开发的检索工具，却未能获得相匹配的价值引导。
这种割裂，何尝不是数字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集体阵痛？
作为两个六岁孩子的母亲，我逐渐意识到，网络安全教育不能停留在下达冰冷的“禁止”指令。
就像我们会教孩子过马路要看红绿灯，却不会因此禁止他们出门。
在制定了”不能偷看他人手机””不用诅咒语言攻击”等基础准则后，我开始尝试带着孩子”反向追踪”自己的数字足迹：
查看电话手表记录的运动轨迹；
解释网络ID为什么我不使用自己的全名；
讨论为什么网购快递单上的手机号隐藏了中间四位；
……
这些实践或许笨拙，但至少能让孩子们理解：技术本无善恶，取决于掌握它的人如何运用。
这些碎片化的努力，恰是我作为母亲的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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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某天也拥有”开盒”他人的技术能力时，我希望他们记得的是：
四岁时如何把最后一块饼干分给小朋友；
五岁时怎样用稚嫩的小手扶着姥姥上台阶；
六岁时为什么看到大棚里挂着被踩烂的草莓会难过。
这些原始而珍贵的人性微光，才是抵御数字洪流的诺亚方舟。
对于这群在算法喂养下成长的孩子，这或许就是数字时代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最好铠甲——既有抵御风险的技术素养，更有坚守底线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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