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中文其实是教文化

采/文: 王蕾    图: 北京鼎石国际学校提供

戴敏

北京鼎石国际学校中文课程协调员。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在墨尔本大学获硕士学位。曾先后在上海市西中学、香港汉基国际学校和澳大利亚卫斯理学院执教，曾担任上海德威国际学校中文项目总监，主导了中国境内三所德威国际学校的中文课程发展项目。此外，她曾任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VCE（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课程）首要评审员及口试考官，中文A和中文B课程的MYP审核员。

 

      国际教育领域内的中文教学始终非常特殊。一方面，教材的选用存在许多争议，家长们的期待较难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随着中国文化和语言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人呼吁民族身份认同、维护文化之根的声音日益强大。于是，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如何选择材料、如何向年轻一代教授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已成为现代中文教学者的挑战。

 

前往北京鼎石国际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今天的采访对象会是怎样一个老师？温和儒雅、笑容可亲？或许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作为一个离开校园太多年的曾经的“学生妹”，这是我对于所有语文老师的闪亮记忆。

      见到戴老师那一刻，我肯定了自己的想象，当然，除了金丝眼镜之外。这位神情颇似梅姨（知名“老戏骨”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老师，微笑着邀我坐下,  开始了今天的访谈。

 

汉字的美在于由“形”到“意”

我小时候在上海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老师教大家认识“美”字，她唱了句儿歌：“美丽的‘美’，就像王大姐头上戴着蝴蝶结”。

这句歌词我现在都还记得，道理很简单，我的语文老师，恰恰借用了古代汉语由“形”到“意”的记忆方法。之后我们即使遇到不认识的字，也能根据字形猜出大意，汉字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那首朗朗上口的儿歌，当时大家都喜欢唱，对学习生字非常积极。所以，要打破孩子对中文学习的畏惧，首先要培养兴趣、让孩子们觉得能理解、很有用。

和许多国家的语言相比，中文的确更难学。比如英文，它是音形文字，只要能讲，单词很容易就拼出来了。而汉字是音、形、意的结合，是象形文字，难在对具体汉字的记忆和书写，多一笔少一笔，就形成了意义完全不同的字。我们都是学中文长大的，一定不会忘记小时候听写、背默汉字的苦恼，也一定不会忘记每个字抄写几十遍的情形。

 

在海外教中文其实是“教文化”

1989年，我开始在澳大利亚卫斯理学院教中文，就遇到了“语言的竞争”。那时学校开设了西班牙语、日语、中文等5个语种的课外班，经费需要老师自己筹集，要和其他语种“争夺”全校1600个学生，听课的学生多了，经费就多。相比其他几个语种，中文最难，一开始我的学生就只有华裔家庭的孩子，每周只有2小时课程，老师都是兼职。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个办法。

那年11月，学校举办传统的“International Day”（国际日）活动，那天，我请来了几个中国厨师现场炒“番茄鸡蛋”和“糖醋里脊”让学生品尝，还请了一支舞狮队现场表演，我甚至还教一队学生表演了少先队队歌，请人放了场小型焰火，一下子把全校学生都吸引来了。这种“卖菜式”的营销方法非常有效，几年后，中文成了全校学生最多的外语班，全职中文老师就有5个。

可以说，在卫斯理学院教中文，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教学”，让孩子喜欢中文，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或许那些单纯的汉字，孩子们不用早就忘了，但是关于中国的故事，几十年后他们一定还会记得。

 

在亚洲教中文要求更高

2000年，我开始在香港汉基国际学校教中文。汉基的中文课是不需要营销的，学校、家长都很重视，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课程。但是反而存在另一种压力——学生有学习压力，老师怎么教也有压力。

对孩子们来说，抄写、拼写、默写汉字是一件“痛苦”的事。大部分孩子不喜欢学汉语，除非喜欢他的汉语老师，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当时，我的儿子Allan也在汉基读书，学生们都叫我“Allan妈妈”，而不是“戴老师”。上课时我会请一个学生做课堂笔记，下课群发给大家，孩子们总是争着上来，坐在我旁边。

小孩子的竞争意识完全出于本能。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我说话语速较慢，一次讲古诗，我和学生们说，大家用手表记录下时间，下节课来的时候，谁读诗超过了我的速度就有奖。结果，一天我路过洗手间，居然听到几个学生在里面读诗，还抑扬顿挫的。当时我一阵内疚，觉得是不是给孩子们压力了。没想到第二天上课时，孩子们一个比一个读得开心。按照他们的速度，那首古诗已经完全背下来了。

再后来我回到上海，虽然有了更好的中文环境，但事实上，在国际学校教中文，对老师的挑战远比地方学校大很多。教学教法上要赢得孩子的喜爱，内容和深度上要赢得家长的认可，我当时也很为难。

还有一个问题，在内地，中文老师的工资待遇远低于外教，导致学生们对中国老师普遍轻视、不够尊重，也造成了中文教学上的困难。所以当时，我一直在为中文老师争得一席之地而努力。

 

思考力更重要

在澳洲时，我教的一个中文毕业班里有两个孩子，Bob和Levi。Bob是土生土长的澳洲孩子；Levi是华裔，有一定中文基础。

在中文学习上，Levi显然比Bob好很多，尤其是口语，几乎没有问题。然而，在最后维多利亚省高考（具体是什么考试？）的口语考试中，Bob居然考了满分，Levi因为太紧张，现场发挥很不理想。

事后我问口语考官，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考官非常激动地说：Bob太优秀了！原来，当天考试题目是“中国武术”，Bob居然甩掉了外套，现场打了一套拳，一边挥舞，一边讲得头头是道，把考官们都镇住了。

这件事对我启示很大，在之后的教学中，我特别重视孩子的语言表现能力。一些家长会担心孩子的中文表达水平不高，其实没有关系，我们更看重孩子的思考力。我对IBDP （Diploma Program，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中文A的学生会反复强调：“我不怕你们中文不够好，但很怕你们没有独立的思想，更怕思路不清晰”。一个人在思考力上的差距不仅会在中文上反映出来，英文等其他学科也是一样的。

 

关于中文的阅读和教材

首先，中文课外书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书本量相当大。但另一方面，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读物不容易找到。原因很简单，国内至今没有人为儿童书籍做出级别分类。

而在西方，有很多学者专门为孩子们的课外读物分门别类，根据难易定级别。这样，老师和家长在选材时就容易多了。也正因此，鼎石正在做自己的“阅读级别单”，按照词汇量、内容浅易、思想性等标准，为孩子们的中文读本分门别类。这样，在图书馆和课堂上，孩子们将有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加科学的选择。

从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国内小学毕业的孩子，到了国际学校或国外之后，英文水平很快就上去了，中文却始终停留在小学阶段。小学中文都没有学好的话，退步会更快。因此，孩子的中文基础一定要打扎实，掌握2-3千个汉字，才能保证中文的应用，不容易丢掉。

另外，年幼的孩子是通过记忆学习和认知的，甚至完全不需要理解，较早的汉字学习有助于训练孩子的记忆力。所以，鼎石的中文课程和大多数国际学校不同，学前班和一年级的中文学习比例会占到70%，二到五年级是50%。

教材选用上，我们采用人教版课本作为基础教学，同时教授《国学》。文化是中国的根，母语课程背后应该联结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这是许多学校和家庭教育中不够重视的环节。

最重要的一点，在阅读上，我们选用小说代替人教版《语文》中的短小文章，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它的文字不难，但是老舍的字、词用得极好。祥子从一个积极向上的健康青年，最后成为一个堕落、自私、被社会吞没的人。他的失败，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

读这样一部小说，能从文学、社会和人性的角度，给孩子一个整体、清晰的感受。所以对初高中的学生，我们会选择一些著名的小说，穿插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社会和个人的理解力，让孩子们在文学的沉浸中爱上中国文化，爱上学中文。

本文原载于《菁kids》2014年九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