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几年出现的青少年心理问题议题中，一个现象难以回避：许多孩子来自经济条件良好、家庭关系稳定、充满关怀、几乎挑不出明显问题的家庭，却依然在成长的重要节点上陷入抑郁、崩溃、休学。从外部标准上看，他们并未经历重大创伤，只有深入走进他们的生活，才能察觉到平静之下的暗涌，用一种缓慢而隐秘的方式，在悄悄击退青少年的内心。
《要有光》这本书中记录了多个家庭的样本，其中有三个来自海淀区的案例让人印象深刻，似乎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有钱有爱的家庭，也会养出抑郁的孩子。”
海淀区是国内教育资源最集中、竞争最激烈的区域之一，家长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对孩子的学业高度重视，也正因如此，孩子所承受的压力往往隐蔽，这里既是教育高地，也是问题更早、更集中暴露的地方。
吴用生长在一个典型的海淀区高知家庭，从小就被塞进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很少有完整的周末休息时间。
他的母亲陈清画，是一位为儿子教育倾尽全力的海淀妈妈，为了吴用能拥有光明的未来，即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学府，陈清画曾深度卷入那个由超级中学、竞赛班、家长群和培训机构构建的鸡娃体系。
她像许多家长一样，四处打听隐秘的名师小班，不惜花重金去拜会那些掌握着优质教育资源的“家长领袖”，将吴用塞进一个又一个超前学习的数学班。
陈清画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她目睹了那个体系如何将孩子异化为刷题机器，催生出心理不健康的天才。她无法做到像一些家长那样彻底狠下心将孩子逼到极致，又无法接受孩子成绩普通。
她时而清醒，时而又被巨大的焦虑裹挟，这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在儿子看来，恰恰是问题的根源：既想让孩子成功，又无法提供彻底的支持或彻底的解脱。
吴用本人，在这个体系中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对知识有着真正的热情，会纯粹因为兴趣去研究高等数学，却拒绝刷题，排斥考试，那种重复、机械、以筛选和淘汰为目的的刷题模式，让他感到窒息。
他认为自己遭受的是一种“世界性的、文明的、制度的创伤”。在学校里待着，对他而言如同“受折磨，比坐牢还难受”。他形容自己：无法忍受与一些他感到不舒服的同学和老师共处，更无法适应从早七点到晚九点、周六还要补课的高压生活。
这种备受折磨的感觉从高一就开始了，并不断累积。最终，吴用的精神出现了问题。他抑郁、焦虑，对考试产生了近乎应激反应的恐惧，一度需要药物治疗。在几乎无法支撑的情况下，吴用向父母提出了休学。
休学在家的初期，吴用与母亲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陈清画虽然同意了休学，但内心并未真正接受，期盼孩子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尽快复课，甚至试图为他寻找新的学校或安排出国读书，希望能将他重新推回正轨。
但在吴用看来，这每一次复学的尝试，都是对他内心创伤的漠视和背叛，因为家庭并未给予他真正的情感支持，反而成了学校压力的延续。他直言，在家庭中感受不到温暖，只有冷冰冰的要求。
经过漫长而艰难的磨合，在一次深夜长谈中，吴用努力地向母亲解释，他痛苦根源并非懒惰或叛逆，而是源于整个环境对人性的压抑，希望母亲理解“创伤是真实的存在”。
陈清画开始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她最终删除了所有竞赛班、家长群的联系方式，彻底与过去那种鸡娃生活决裂，尝试真正接纳儿子当下的状态。
吴用在休学期间，经历了长时间的迷茫，也逐渐清晰了自己的方向。他认识到，要改变这种造成普遍创伤的体系，自己仍需获取知识，并开始思考未来或许通过学术、思想传播或其他方式，去推动他所期待的改变。
他与母亲的关系，也从单纯的母子关系，向一种更复杂的、带有朋友和同道意味的方向转变。尽管过去的创伤难以完全弥合，但一种基于相互承认和共同学习的、新的联结正在建立。
李风的家庭环境，从童年起就为他的性格定下了基调。父亲李建设是一位留美博士、科学家，在家庭中长期不在场，李风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刻。
母亲文莉则常常抱怨丈夫，家庭生活充斥着无声的冷漠与偶尔的争吵。一家三人之间没有交流，甚至不是谈不上关系不好，是根本就没有。
这个家是寂静的。用李风的话说，“各干各的。爸爸一直待在研究所，妈妈和他待在家里，但也是各干各的事情，到吃饭的时候出来，说几句话，吃完饭又各自回房间。” 他无法想象一种更亲密的家庭关系，认为那种可能性不存在。
李风的妈妈文莉奉行快乐教育，“不报培训班，不关心学习成绩，怎么样都行”。这种看似开明的放任，在海淀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李风所在的学校在海淀区属于中上，像他这样凭政策入学的子弟没有升学压力，因此生源两极分化，一部分是通过考试选拔进来，冲刺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另一部分则是李风这样直升的学生。
李风成了后者中的典型，成绩严重偏科，史地尚可，但数学、英语差，体育也不好，被牢牢钉在班级末尾。
也正是因为快乐教育没能给到孩子足够的托底，导致李风在学校成绩很差，被甩得很远，抛出在学校秩序之外。
母亲文莉后来也痛苦地承认，在内心深处，她和丈夫都有着慕强、崇尚知识的价值观，而李风在学业上的失败，让她潜意识里看不起他，尽管她是爱儿子的，但这种根深蒂固的评判难以消解。
李风的校园生活充满了负面感受。他厌恶某些同学的“样子”，也受不了个别老师“只会拿着书念，还特别看不起我们”的态度。
他觉得“只要待在学校里面就挺难受的，是在折磨自己，比坐牢还难受。” 他开始不听课，不写作业，几乎不与人交流，在教室里像一个透明人。
班主任也直言：“这样子，还不如退学算了。” 李风再也无法忍受，选择了休学，他的生活状态近乎停滞，“每天出去走走，随便干点事情，上上网”，当被问及如何度过漫长的一天时，他回答：“也没怎么过，反正就过去了。”
他表现出严重的情感淡漠和缺乏动力。对于母亲的焦虑、未来的生存压力、社会的看法，他一律用“无所谓、我不在乎、都行、到时候再说”来回应。
他否认自己有抑郁或焦虑，但承认不想再上学，对工作也感到恐惧，认为自己“确实干不了”，尤其在人际交往上不太擅长。
在母亲文莉的强烈要求下，李风曾去一家麦当劳应聘服务生。年轻的店长在看到李风后说：“麦当劳也不是个接收站，谁来都可以。” 这番话，仿佛是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对李风评判的集中爆发。
文莉感到心如刀割，她意识到，从家庭到学校，再到这个陌生的店长，整个社会都在将她的儿子排斥在外，是一个被抛出轨道的零余人，他孤零零地待在那里，主动或被动地切断了与家庭、学校、未来工作的联结。
他没有表现出激烈的挣扎或愤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冷淡。这种冷淡，既是他的保护壳，也是他所受伤害的证明。当个体在成长的关键节点无法获得有效的支持和正面的认可，孩子生命力可能会以一种安静的方式熄灭。
比起吴用和李风，小健要顺利很多，他在顶尖高中就读，表面上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优秀标准。他是班长，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性格幽默开朗，上课回答问题时常能博得满堂彩，深受同学欢迎，在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几乎获得全票。
然而，在这种优秀的外壳下，小健的内心与学业的标准之间存在着裂痕，这一点在他的作文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小健深具思想和灵性，不屑于写作那种“匠气十足、公式化”的现代白话文八股文。他曾拿着一篇满分作文反问妈妈沈春：“妈你真觉得这个好吗？你不觉得这个很假吗？它连我写的一半都不如。”
尽管母亲内心认同儿子的文笔更有才华，但面对高考的现实，她不得不打印大量范文，要求他服从规范，这种内在价值观与外部要求的冲突，让希望表达自我的小健感到分裂。
沈春后来意识到：“我们在小学、初中让孩子读世界名著……培养优秀的人格，让他善良、真诚，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孩子长到这个时间点，你突然要求他回到笼子里……他之前所学的到，在这个时间点全都被否定。”
小健的高中三年，也是家庭关系极度紧张的三年。母亲沈春像许多海淀妈妈一样，被巨大的焦虑笼罩，她与儿子之间爆发了无数次争吵。
有时，甚至在儿子获得老师表扬后，她刚想鼓励，小健会突然发作：“你为什么还不满意？你为什么总是要挑我的毛病？……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这种过激的反应让沈春意识到，儿子的精神已经绷到了极限，自己太过于焦虑。
沈春一位同样优秀朋友，一位航天机构的高级工程师，儿子身处实验班，因为无法承受来自学校的压力和被老师批评的挫折感，在办公室号啕大哭。另一位领导的孩子，更是走到了站在窗边欲轻生的边缘。
这些劫后余生的共鸣，让沈春短暂地清醒，但巨大的惯性很快又会让她重新陷入焦虑，继续逼迫孩子。
高考放榜，小健的成绩与北大清华无缘。妈妈沈春的手机涌入二百多条询问微信，她有一个星期没有回复任何信息，感到 “整个人生都是否定” ，因为在她以及她所处的社会网络看来，孩子没有上好大学，就意味着母亲职责的彻底失败。
然而，正是这次失败，成了沈春清醒的契机。与妈妈的沉沦不同，小健展现了强大的内在力量，很快从失落中恢复，主动拿着成绩和简历去咨询出国留学。
当被问及想学什么时，他清晰地回答：“我就想学物理，不管到哪，只要能让我学物理就行。” 这种基于纯粹热爱的坚定选择，让沈春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定，她感慨道：“这个孩子自己的人生开始了。”
通过小健的经历，她看清了所谓的成功陷阱：即使孩子考上北大清华，家长的焦虑也会立刻转向新的赛道，陷入更深的内卷。
相比之下，小健的“失败”反而让他们母子都摆脱了那个轨道。小健选择了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找到了内在的驱动力，看到了更广阔的人生可能性。
这三个孩子的经历中，吴用的挣扎最为激烈，他带着对知识纯粹的热爱，试图在应试的铁壁上撞开一道裂缝；李风的沉默更为彻底，他在快乐教育的虚幻中，因缺乏支持，生命力被无声地消磨；小健的“失败”反而成了一种解脱，也因此寻回了对物理学纯粹的热情。
这些家庭并非疏忽，也并非无爱，恰恰相反，他们更投入、更用力，也因为用力过猛而忽略孩子真正的承受能力。
当父母承认自己的局限时，才是改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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