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并不是天赋+训练的个人英雄故事。
文 | 苏敏 图 | Pinterest、豆瓣
复盘多名“成功人士”的成长经历、身处的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独特机遇，加拿大人Malcolm Gladwell——也是身兼记者、畅销书作家、《纽约客》的专栏作家等多重身份的怪才——认为：成功并不是天赋+训练的个人英雄故事，机遇、文化和环境的因素才是背后的真正推手。这是《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这本书的核心观点。
《异类》
作者: [加拿大]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不一样的成功启示录
原作名: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
译者: 苗飞
出版年: 2014-5-1
阅读书中提到的比尔·盖茨等人的成功故事，从童年到事业有成，N年倏忽而过，回头看的时候令人唏嘘。每一个机遇都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为什么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这两位科技界的巨头都生于1955年呢？（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不少类似这样的问题。）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也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绝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接触当时的珍稀之物——计算机的机会，而他们却因缘际会与那个时代的电脑有了亲密接触，若再晚一些出生的话，这个机会或许就会被别的天才少年占去了。
Gladwell著有多部畅销书，他最喜欢涉猎社会科学中那些令人感到意外的现象、结论，这本书照例引用了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多项研究和数据。加上记者和作家的春秋笔法，你很难不被他说服。
当然了，批判地看，《异类》这样将成功归结为客观条件的推论和观点很有“马后炮”之嫌，金字塔尖的成功人士或许如此，但窥一斑是否真的能见全豹？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即便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佼佼者”，这样的结论是否有任何实际操作层面上的意义？（反正天赋和努力不是决定性因素，那就不用努力了？）也不尽然。
人们总是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本书把成功归结为“机会”似乎是一种消极认命的态度。我在一个假日里用三个半小时的时间一口气读完全书，却感受到深深地被谦卑了。这让我想起《传道书》中的一句话：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作者用了一本书的篇幅就是为了论证，个性并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成功人士们一直都得益于一些隐秘的先天优势，或是非凡的机缘，或是某种文化的特殊优势。而反观当下，无论是成人的工作还是孩子的教育，有几个人对自己、对孩子能有这份坦然，常常谈及我们所“不能”的部分？大部分时候，人们汲汲营营，焦虑之下，要做的list没个完。
01
教育领域的不公平
全书开篇讲述了加拿大冰球运动员的成功“之谜”。为什么职业队的球员们（意味着更专业）的生日大多集中在1月、2月和3月？
当然不是因为冬天出生的孩子有什么特异功能。加拿大冰球运动员的培养是在一种精英教育体制下进行的，在这个冰球强国，数以千计的孩子早在上幼儿园之前，就已经开始冰球启蒙了。他们被按照年龄分组，经过一系列分类、筛选，能力突出的孩子不断晋级，有机会参加更高级别的训练，到了15、16岁，佼佼者们就进入了职业青年队。
或许你已经猜到，的确，所谓的“谜”也并不复杂：加拿大冰球队按年龄分组的分界线是1月1日。养育过孩子，或是对幼儿稍加观察，我们就能知道，对这些小不点儿来说，相差几个月可不是能够随便忽略的年龄差距，在动作、智力的发展上，完全差不得一两个月。
对于1-3月份生的冰球小队员们来说，优势是随着年龄增长不断累积的。简单来说，9-12月份出生的孩子中，肯定也存在着冰球天才，可惜因为选拔的方式，他们被逐渐埋没了。
这样的不公平现象广泛存在。比如学校教育领域。我不得不想到入学年龄的问题。在中国，乐观的家长，或是家里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可以多养育幼儿一整年的话，人们对于“早上学”这件事，常常是并不排斥，甚至很欢迎的。现在产科里还不乏这样的案例：想通过走关系，在8月31日之前把预产期在9月的孩子剖出来。
然而，作者引用经济学家Kelly Bedard和Elizabeth Dhuey针对学生出生日期和TIMSS考试成绩之间关系的研究称，在四年级学生中，年龄大几个月的学生的成绩比年龄较小的学生的成绩高4%到12%。Dhuey称，这很像体育运动，人们通常在幼儿期就按能力被分组……而幼儿园或者一年级的老师并不会仔细区分，孩子们的差异是由能力造成的还是由生理差别造成的。
我当然没听说我们的幼儿园有什么“培优班”。不过，最热门的非公立幼儿园在招生时，如何区分孩子的“高下”呢？咨询了两位双语幼儿园资深幼师、园长后，他们都坦言9-10月份出生的孩子很占优势，主要体现在自理能力上，除了家庭刻意培养，临近4岁和刚满3周岁本身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
面对当下这个侧重“选拔尖子”，而非侧重“培养全部”的教育体制，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制度缺陷。最理想的状态，是废除这些幼年时期的“选拔”，但在资源有限、期待无限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上述经济学家的研究说明，年龄优势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快速消失，它会被积累，反之，劣势也可能被积累了。尤其是孩子的自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展，非常关键。普罗大众能做的有限。（孩子非要赶在9月份之前出生，妈妈也“屏”不牢啊！）除了调整预期，还可以在协助“暂时后进”孩子的自信心上多做文章。
最近看了一篇名为《疯狂的黄庄》的十万加文章，讲到为了拿到单科竞赛的好成绩以获取心仪学校的敲门砖，孩子们投入了许多的时间在课外培训班，而这本该是少数特定学科成绩优异的孩子的游戏，如今多了大批的陪跑者，我想，甚至可以冷酷地称之为“炮灰”。我感慨那些作为“陪跑者”的孩子们的家长，如果能再强大一些，帮孩子挡掉一些无谓的压力该多好？一个不断被不理想的成绩打击的孩子，他的内心该如何自处呢？
02
文化的强力传承
本书还探讨了文化对人的影响。可能有些政治不正确的嫌疑——本书认为，我们不应当忽视文化差异，不应当拒绝看到种族文化对人的影响。
这是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章节。作者谈到，在游牧文化所在之地，男性自我价值的中心就是荣誉感，因为牧民生活在牲口被偷、生活被毁的恐惧之下，他们必须彰显好斗的性情，来保卫家园，对于危及名誉的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挑战，他们也更倾向于采取反击。因此，所谓的荣誉文化，也就意味着暴力的蔓延。
这逻辑很容易理解，问题是，即便不再身处祖先所在的环境和文化之下，研究显示，我们可能依旧受到祖先的影响——在一些传统和行为模式上。
20世纪90年代早期，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Dov Cohen和Richard Nisbett就“荣誉文化”做了实验，分别测试了志愿者对侮辱性言行对反应。结果显示，志愿者对行为并不取决于他们个人的情绪是否一贯稳定，也不取决于他们是知识分子还是运动员，与身体相貌也无关。关键在于他们来自何方！
美国南方人更容易被激怒。这的确非常奇怪，这些南方志愿者，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和祖先们大不相同，有些人甚至只是恰巧生长在南方，父母、祖辈也不是牧羊人。Cohen称，这些志愿者并非来自贫困山区，家庭平均年收入达10万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数字并不小），有些父母甚至是大公司高管。
结论就是，文化传承的力量不容小觑，经过几代人的接替，虽然产生这个文化本身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条件都已今非昔比，文化却神奇地被继承下来。书中没有就这种复杂而神秘的传承展开大篇幅论述，只在注释中提到：这与方言的传递非常相似，是通过“社会遗传”达成的。
我们很可能从有限的经验中获得部分的验证，这是追溯过去。那么展望未来，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孩子，又会如何被所处文化影响？将这个问题放入教育的菜篮子里，很有必要。
当今教育所体现的文化是什么？追求功利，还是真理？随大流，还是敢于做自己？如果不考虑这些，只在知识、名次、名校、钱途的层面上奋力追索，即便得到了世俗的成功，然后呢？焦虑会遗传吗？孩子未来会如何教育他的孩子？真正让人立于不败之地的财富，能寄希望于“大流”来提供给他们吗？那么，既然不能改变别人，就更要做好家庭内部所能做的，注重身教，尽力养成孩子的好品格，这从越小开始越好。
03
为什么很多天才泯然众人？
你的朋友圈有牛娃吗？不管是真牛，还是包装出来的牛，现在大家见多识广了，对小天才并不感到稀奇。能牛到几时，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可惜大部分人不管，能冲多久先冲多久。）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曾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一个对高智商孩子的研究。他主要依靠智力测验，从规模甚大的人群中筛选了1470名智商介于140到200的孩子。这些天才少年成为史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对象之一，被称为“特曼人”。
最初，特曼认为，除了道德，没有什么比智商对人生的影响更为重要。然而，通过多年的追踪，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过于固执地推崇智力。这些“特曼人”长大后，鲜少有全国知名的人士（有几位可以算“事业有成”），大部分人收入还可以，但并不算高薪，大部分人职业都很普通。
事实上，智商与“成功”只在一定程度上相关，一旦智商超过120，更高的智商并不能同比转化为更多的优势。IQ学派教旨主义亚瑟·詹森表示，“并不是说智商115分和150分，或是150分和180分的人之间没有差别，但在这个级别上智商差异发挥的作用远比不上个人因素差异发挥的作用，这和普通人的感觉相去甚远，个性与性格在这里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我倒觉得这恰好和普通人的感觉相符。我想到了两类人，一类是曾经上少年大学的天才们，他们很可能在年少得志时上过家乡报纸的头条，成年后进入工作后却“泯然众人”，另一类是读书时学术成绩并不拔尖，甚至上的大学也相当普通，但后来却把工作经营得相当不错的同学们。
我和老公都是国内所谓的名牌大学毕业，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不少出色的同事，他们并没有高大上的学历背景，当然智商肯定不低，一般这样的人在社交、为人处世上能力很强，这些能力在求学阶段的作用或许微不足道，但进入了社会这一丛林就立马让他们脱颖而出。这就是所谓的practical intelligence，不比智商更次要。
作者Gladwell提到了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平权行动，该校法学院每年招收10%左右的少数族裔学生，对他们的招收条件和入学分数都有倾斜。且不去管这一做法引发的关于公平性的争议。来看看该学院曾经对毕业生就业情况所做调研的结果：“我们本来以为会有一半，甚至2/3的学生发展得没有他们的白人同学好。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意料。我们发现他们发展得和白人学生一样好，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和白人学生有任何区别。”调研的内容无非是收入、职位、社会认可度等。
所以，智商真的决定不了太多东西。
时下的父母和老师，早已抛弃了“唯有分数高”的过时看法，但又大批量拜倒在所谓的中产焦虑之下。趋同的情况依旧不减：日程紧张的课外班，各种运动、艺术特长的兴趣班，英文更是早早就要送去学的。
《不平等的童年》一书提到中产育儿（总结为“协同培养”，converted cultivation）的好处，孩子在繁忙的日程表中，学习与社会的交流，比起被放养、完全生活在“孩子的世界”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孩童，他们很早就熟悉了与不同类型的成人相处的技能和智慧，而后者的孩子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常常比较不自如，表现得很顺从。就光这一点上的区别，也足以造成他们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的不同表现。
有趣的是，《异类》也花了相当的篇幅提到了《不平等的童年》一书。那么，这对当下魔都的父母有何参考呢？中产阶级对孩子的协同培养，虽然也有繁忙的日程表，却不能简单和如今“焦虑的大多数”画上等号，因为它还包括了耐心与孩子说话，认真地评估孩子的天赋和技能，并且父母本身会坚持不懈地去激发孩子更好地发展——总之不是送去外面上课就可以得分，软实力并不是靠着流水线造就的。
对绝大部分的家长来说，都需要或早或迟地接受“我的孩子是个普通人”这一事实。《异类》考察的都是顶尖成功人士，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但普通人的成功是什么？好消息是，普通人不需要比尔·盖茨那些千载难逢的机缘巧合，坏消息是，人们仍需对抗时下这焦灼却一无是处的教育环境。
-End-
苏敏
六年媒体从业经验，新上任的全职妈妈。和女儿搭伴，探索小家庭的新模式，期待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个人公众号“掌灯时分”（Nathan_Susu）定期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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