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rd Culture Kids”，是指那些在年幼时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期间，成长于父母本国以外环境的孩子。过去聊到第三文化小孩，或许我们更多会联想到在欧美的华裔第二代，但事实可能会复杂得多。
邵梅仪女士，就是这样一位生于美国、长于台湾的第三文化“小孩”，她成年后又在日本、中国大陆、香港等多地工作，对这一概念理解可谓深入。本次，菁kids邀请到她，来为我们讲述她在四种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成长经历，以及她的所思、所感。
文：邵梅仪 图：邵梅仪提供
多事之秋
两岸三地的著名华文作家龙应台女士曾在《干杯吧，托玛斯·曼！》一书里，写下以下的文字：
我这个在西方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国人，和一个没有西方经验感染的中国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的走姿、坐态、表达同意和反对的手势、与人谈话时所习惯保持的身体距离、告别时握手或拥抱的刹那决定……这个观察敏锐的德国妇女觉得对我“熟悉”，不过是因为在那个晚上，我以欧洲人的眼神和身体语言与她做了沟通。
步出演讲厅，踩进灯影错杂的夜色里，和身边台北来的朋友谈起台湾90年代的种种，用不同于北京腔的国语，用彼此熟悉的愤慨和嘲弄，用不必向对方解释的辞汇和手势。临别时，我们回身挥挥手，“明天见！”没有拥抱，没有握手。
那位德国妇女所理解的，“熟悉”的，其实只是一个译本；她哪里知道原文的我是个什么东西？
还记得第一次念到这段文字，是大四刚开学的九月。美国东岸费城的初秋不算凉爽；白天如果待在没有冷气也没有风扇的宿舍里是很闷热的。但是到了夜晚若是将窗户打开，一边看着透过外面大树枝叶缝隙撒进来的月光，一边伴随着不知名的虫鸣或是蛙叫做长夜阅读，倒也十分惬意。
当时的我刚从日本京都做完一整年的交换学生，回到美国。因为在交换期间错过了申请下一年宿舍的时间，最后只争取到一间非常狭小的大一新生寝室。坐在那间如鞋盒般大小的寝室里的头几晚，我彻夜未眠。时差只是无法入眠的原因之一；更多时候，我是因为在脑海内翻腾的“思乡”情绪，呆望着米白的天花板到天明。
那个秋天，我思念的“乡”，不是我的家乡，台湾。更不是我父母亲那一辈所谓的故乡，中国大陆。我思念的“乡”，是京都，一个我仅仅生活了一年的地方。
龙应台的文字，如漆黑寂寥的深夜里突然燃起的一支火把，振奋了我的神经，也慰藉了思念京都的孤寂。
经过了一夜饥渴式的阅读，我好不容易在清晨五六点时合上了书本，沉沉睡去。本想趁着那天早上没课的机会好好补眠，却在十点多的时候被寝室外不寻常的噪杂声给吵醒。昏昏沉沉的我隐约听到寝室外的走道上，有很多人急忙地奔跑着。对面寝室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那位平时个性很温和的韩裔同学，不知为何在慌张地嚷嚷。
我勉强地从床上坐起，拿了床头的笔记本电脑到面前，准备查看电邮。当我的指头下意识地点了Safari ，进到了自己设定的CNN主页时，平时密密麻麻被无数新闻信息充斥的页面，突然像是被谁清空了一样，只剩下一张纽约世贸双子大厦冒着浓烟的照片。一个斗大的标题在照片底下闪烁着：“The U.S. Under Attack”。
“Is this a joke?” 我心里纳闷，指头滑去点看《纽约时报》的网页，看到的是另一张美国五角大楼外围，一张疑似因一坠机事故而造成建筑物损坏的照片。
“Is this some kind of autumn fools’ day prank? Or are we under a hacker’s attack?” 我心里又想。不一会儿，我听到寝室对面的韩裔同学大喊道：“The World Trade Center is falling down… Oh my God, the tower is falling down!”
那一瞬间，浮现在我脑海的一个声音是：“天啊，我的美国……What’s happening to my America?” 是的，一个看似正在崩坏瓦解的美国，一个属于我的 ，“MY America”……
这厢、那厢
19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Ruth Hill Useem首次提出“Third Culture Kids / 第三文化小孩”这个名词。她以“第三文化”为概念，来诠释那些在年幼时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期间，成长于父母本国以外的小孩。根据Useem的定义，“第一文化”指的是父母亲的“本国文化” (home culture)，“第二文化”指的养育这群小孩的“在地文化” (host culture)。
而“第三文化”之所以是“第三”，是因为它既不属于完全的“第一”文化，也不是完全的“第二”文化。身处于两者文化之间，这个 “第三”文化最能贴切形容塑造了这群小孩人格及身份认同的“中间地带”文化。
以我个人为例：
我生于美国，长于台湾。英语是我自出生至三岁时说的第一母语，而中文则是三岁半以后开始学习的第二母语。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我在台湾的公立中小学接受完整的中文教育；高中时期我转入台北当地的美国学校，从ESL课程开始，重新去适应一个全英语的教育环境。大学时代开始，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游牧民族”（global nomad）中的一员，在无数的国度求学、工作与生活——如美国费城和波士顿、日本京都和东京、中国大陆北京和上海，以及四年半前移居的香港。
我的“第一文化”理应为父母传承下来的中华文化，“第二文化”则是介于台湾、美国与日本教育制度之间的中／台、英、日文化。但是真正让我觉得舒服，最贴近自身思维、生活习惯与沟通方式的文化，既包含了上述的第一、第二文化，但又不完全是纯粹的这两种文化，而是处于中间地带的“混合式第三文化”。
美国是我的出生地，也是高中以来不停启发、培育我成为一位能够独立思考、客观判断，以及有能力和自信与全世界不同人群、文化去沟通、交流的“教育宝地”。
台湾是养育我的“恩地”，也是至今我生活过最久的地方。我在台湾本地的中小学里成长，一笔一画用最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学会了中文，也学习到如何在面对如“一试定江山”的巨大人生考验时，如何去刻苦、去耐劳、去结交一批共同奋斗的同侪，珍惜所谓的“革命”情感。
日本，是我的“美学启蒙师”，也是我的“社会大学老师”。我在千年古都京都体会到美学式的生活态度，目睹到一个固有文明对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视及保育；在东京，我则进入到竞争激烈的职场，学习到工匠式的敬业精神，鞭策自己在任何事情上追求卓越、崇尚完美。
到了中国大陆，我深刻体会到狄更斯所谓的“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亲眼目睹一个蜕变社会里日常发生的各种荒诞现实，但同时也看到了年青世代的无穷潜力与爆发力，被他们积极向上的强大意志力与竞争力给深深感动。
现在的我回到台湾，常常会被热情有礼的计程车司机关心：去了故宫没？士林夜市的蚵仔煎尝了吗？“我听起来像大陆人吗？我其实是在台北长大的台湾人喔！”我经常需要马上解释。“台湾人？你的口音怎么听起来不像？我还以为你是对岸来的nei～”司机们惊讶地答道。唐朝贺知章的名诗《回乡偶书》，在我身上应该被改为：“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无人识。”
一旦听到我现居香港，之前又在大陆工作过，很多喜谈时事的计程车司机就会开始发牢骚：“你们那里现在经济发展得很好hou？我们这里生意都不好做了啦……政府都在空转……”然而当我一提醒他们，在台湾可以放慢步调去生活，有着最美的风景、人情味时，本来摇头叹气的司机们又会喜滋滋地说：“diu啦～所以我去国外旅游一遭回来，还是觉得我们台湾最好啦～”
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几乎很少（回）去美国。每当入境官员用很亲切的口吻和我说， “Welcome home!”，我往往一时之间会不过意来。但是经常在世界各地生活或是旅行的我，往往为了申请签证时的便利，选择以美国公民身份入境各国。又因为从高中以来就是长期在英语语境里学习与思考，我习惯在辩论和说理时使用英语，觉得英语是一个特别重视因果关系以及条理分明的语言，适合用来据理力争。
待毕业后回到亚洲工作，我更发现自己的沟通模式偏向西方人的直截了当，并习惯用一视同仁的方式，待人接物。面对亚洲社会里常见的“面子／关系”文化，或是许多人在“长官”（台湾人用法）或“领导”（大陆人用法）面前表露出毕恭毕敬、阶级有别态度，我总是感到格格不入。
在上海任教时，港澳台办公室的同事一直到第一个学年快过了，才得知我已经入校一年，频频向我道歉，说没有招呼到我这位“台湾同胞”。但是计划出国留学的学生，又经常向我请教美国的教育制度及生活文化，甚至和我分享：“我希望出国后，能够留在美国工作，将来生个像邵老师一样精通双语的华裔孩子！”听到这番话，我总是急忙解释，我并非一般的华裔；绝大多数的美籍华裔只精通英语，并会把身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看的比身为“华人／中国人”更为重要。
我也常向学生们开玩笑说，我其实比他们更早懂得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精神，因为我的父母早在80年代初台湾经济刚起飞时，就毅然决然放弃他们在美国奋斗了近二十年的成果，回游到家乡服务，成为台湾版的海归第一代。到了我这一代，或许是因为父母从小到大的告诫——“做人不要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要去需要你的地方贡献”，我在博士学成之后选择不留在美国，而是来到家族的原生故乡中国，希望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绵薄之力。
对于日本，我总是抱有一份特殊的“感念”情怀。那里的社会规矩与职场文化，把我磨练成一位真正成熟的大人。在东京做研究、写论文、兼差工作的三年，我透过为日本企业提供中西文化培训的机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在他们身上，我深切体会到日本员工认真、勤奋、严谨、以客为尊的敬业精神。
在住家附近，我找到了自己的深夜食堂，结交了一群在酒酣耳热之际，会教我许多地道俚语、在地风俗，并与我仰而长谈的“常连”（日文所谓的“常客”）朋友。这个时时刻刻留心他人感受，以“不要给他人制造麻烦”（「他人に迷惑をかけないよう」）原则行事的东亚民族，其内敛及自律的程度常常让我喘不过气来。但他们重视礼数、尊重传统、崇尚自然，以及在追求科技发展时不忘人本初衷的态度，让我谦卑地看到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良好典范。
在原文与译本之间
龙应台文章里提到的“译本”与“原文”的交错互换，放在我这样一位“国际人”的身上，再真切不过。在台湾，我可以哗啦哗啦地用带着点“普通话味”的国语，和计程车司机谈政治、聊选举；到了上海，我又可以叽里呱啦地用英语，在课堂上和本地学生讨论美籍华人的身份认同。在日本，我可以用带有些许英语口音的日文，流利地向准备进军中国市场的会社社员们，提供普通话及中国文化培训；到了香港，我又可以刻意用充满了“啊”字、“呀”字、“是喔”等具有“台式国语”风情的说话方式， 和港人聊台湾的文青风格、《那些年》的时代记忆。
什么才是可以真正代表我的“原文”，什么又是我随时可以变换出来的“译本”？这其中的奥秘，连我自己都无法参透。但令人欣慰的是——或许“原文”能因着不同 “译本”的出现，凸显其本质的丰富多元。而任何“译本”，也能借由对“原文”的忠实呈现，而彰显其价值。
在全球化越趋激烈的今天，两岸三地的华人社会都强调多语言的学习、跨文化的训练与思维。但是当我们的孩子被培养成为“第三文化小孩”，之后再成为一位“第三文化大人” (Adult Third Culture Kids) ，这些游走于不同文化当中的“中间人”，究竟能为这个看似越来越平坦的世界，带来什么好处、提供什么贡献？
第三文化领袖(Third Culture Leaders)
多年前的那个初秋，我坐在小如鞋盒般的大学宿舍里，一面因着思念京都而一夜难眠，一面又因着“9·11事件”纽约世贸大厦轰然崩塌的景象，为美国哀恸。多年后，在世界各地工作 、旅居近二十年的我，深刻感受到身为一位“文化中间人”，上天赋予我们的角色，或许就是能在一些关键时刻，比单一文化里的人，更能设身处地地去替别人着想、为别人喜忧。有时我们为他们发声，有时我们甚至替他们呐喊。
同理心的建立、换位思考能力的培养，莫过于此。
从古至今，人类往往因为国族、人种、宗教、性别的不同，相互排挤、歧视。从上一世纪到这一世纪，我们甚至看到同一国度里的不同族群，因资源分配不均或是发展进程悬殊，而持续争战不休。谁能够引领我们去避免重蹈这些覆辙？谁又能带领人类社会，达到真正的和解与和平共存？
从孩童变成大人，从单一文化世界进入多元文化世界——或许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就掌握在新生代“第三文化领袖”的手上。
邵梅仪
生于美国、长于台湾，自幼接受中英文教育。大学时期在美国宾州大学主修政治与东亚研究，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主修现代中国与日本文学与文化研究。2010-2012年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传播系，并担任上海外语频道《说东道西》节目主持人。2013年春移居香港，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其本科核心课程—“身份认同全球化：从边界跨越到领域重建”—获得了2014年香港科大卓越核心课程奖。
菁kids 2017 10月刊 《第三文化小孩》更多菁彩内容:
｜编者按｜
｜封面故事｜
从孩童、大人到领袖——第三文化再思索
第三文化小孩夏洛特小姐妹的快乐与烦恼
跨文化小孩——成长在交错之间
扎根于意大利的国际公民
｜话题｜
养娃，一个终身的项目
无条件牺牲自我？我不是这样的全职妈妈
｜专栏｜
带你远行，我到底在怕什么？
第二代的第三文化
全职爸妈的未来拥有更多可能性
｜在读｜
我爱女儿超过……马桶吗？
｜看世界｜
带着儿子看世界——夏威夷之旅
｜美食｜
｜出去玩｜
博物馆公主奇遇记
本文原载菁kids 10月刊《第三文化小孩》，印刷版于2017年10月出版发行，点击下方图片，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直接进入微店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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