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过不少家长，当他们面对在校的孩子“谈恋爱”的问题时，似乎总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中学生家长把孩子对异性的好奇和爱慕，说成是“早恋”，当成洪水猛兽，唯恐因此耽误时光、影响学业；大学生家长除了担心谈恋爱耽误时间之外，更多考虑的是，他们孩子恋爱的对象是否与他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如果遇到门不当户不对的，他们就会将他/她拒之门外。总之，家长和孩子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关系显得异常紧张和生硬，甚至造成家长因不理解孩子而造成“打压”的阵势，孩子不和家长交流，转而采取了“偷偷摸摸”的行动。
作者：吴琪
我有杰米和汤米两个儿子。大儿子杰米是大学生，在北大读历史，今年6月将要毕业；小儿子汤米是高中生，上11年级，明年就要考大学。我和其他妈妈一样，除了操心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和学业之外，在他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对于他们与异性交往、谈恋爱也关注备至。
好像我比较走运，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和孩子们之间因为这个问题而引出的烦恼。杰米即将完成大学学业，他不但学习优秀，还收获了一份爱情。汤米爱好广泛：航拍、视频制作、冷兵器收藏、打篮球、登山、跑步、健身，他有五六个男同学做朋友，目前似乎对周围的女孩子还没有“正眼”看过。
杰米在选择朋友，特别是“找”女朋友方面，没有让我操心，我对他择友采取的方法也比较宽松：敞开家门，敞开心扉。具体讲，我欢迎杰米带女朋友到家里来。因为他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这样显得我们尊重他的个人选择，也给了我们家长和两个孩子交流的机会。我这种开放式的心态，也许与我当年的“遭遇”不无关联。
我先生威廉是个英国人，我和他第一次认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那时，尽管改革开放已经有一段日子，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对找外国人做朋友、谈恋爱和结婚还很不习惯，特别是我的父母亲。他们对女儿要和一个来中国走长城，没有收入的“探险家”结婚，表示怀疑。我常接到妈妈从西安的来信，给我摆出的问题真不少：为什么他要到中国徒步长城？他是不是一个带有某种使命的间谍？他没有收入用什么来养活你？
为了避免与家里的当面冲突，我选择了不与父母沟通、不争得他们的同意，“先斩后奏”的办法。直到我和威廉领了结婚证，才让家里人见到了这个金发碧眼的洋女婿。
尽管最后的结局是完美的：我和威廉的生活幸福美满，两个儿子聪明可爱，我母亲在世时也挺喜欢这个会和她打麻将的洋女婿，但是我从心里不愿意让我当年那种“神出鬼没”的游戏在自己家里重演。
我觉得，青少年成长是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同伴的交往。这个逻辑关系告诉我们，所谓同伴交流自然包括与异性交流。一个孩子如果缺乏与异性交往的体验及经验积累，他的社会交往能力就会偏低，我觉得这比考试得分高低更值得重视。
当然，我的“宽松政策”不是无条件的。首先，我对孩子有自信，相信他们不会在外面找一些“不三不四”的异性朋友。其次，即使带女友来家，也不能说明“已定终身”。在我这里，过去那种“媳妇见公婆”的说法，不大好使。再者，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来我们家，就要遵守我们的家规：没有结婚，不能同床。
尽管我的观点开放，说法直白，但至少我对他们坦诚相见，从而得到的结果是喜人的：他们不论遇到高兴事还是烦恼事都会与我交心。
虽说我已经不年轻，但是我仍然有着年轻人的心态，喜欢年轻人喜欢的歌曲。我经常爱听的一首歌是美国后街男孩儿的《只要你爱我》（As Long As You Love Me）。其中有这样的歌词：“我不在乎你是谁， 你从哪来， 你曾经做过什么，只要你爱我。”但是作为家长的我，并不欣赏歌曲中这种“不管不顾”的想法和做法，也不会让我的儿子们在谈恋爱问题上过于随便，没有长远打算、没有责任心。
吴琪：文革后西北大学第一届大学生，主修历史。在政协当过干部、下海经商干过信托投资。1988年与英国长城学者威廉·林赛结婚之后，除了做全职太太之外，辅助丈夫组织NGO的长城环保活动、为威廉著作做翻译，同时做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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