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怀孕18周后，我按助产士要求做了一次排畸B超。这是传说中能够得知胎儿性别的机会，所以那天我怀着一种秘密即将揭晓的兴奋期待着检查结束。
当大夫告诉我一切正常，而且能够看到胎儿生殖器官时，我的心跳都加快了。
“你想知道宝宝性别吗？”大夫笑着看我。
“嗯，是的。”
“你确定吗？不想等到最后揭晓秘密？”她用开玩笑的语气问。
“我有点等不及了。”
“好吧好吧，是个——是个——男孩！”大夫像开大奖。
“Wow，看来波波猜的对！”我告诉大夫，波波是我的大儿子，他一直偏向于要个弟弟。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波波时，他尤其开心。光名字就立马起了俩，一个按生肖叫“小猴子”（他自己叫“小兔子”），一个叫“阿里包包”（他曾经管自己叫“阿里巴巴”，来源于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故事）。
提醒我不要乱扔东西成了常事（虽然我并不乱扔东西）。比如，他的各种玩具，小自行车，衣服，书——凡是他能想到的，都成了句式“妈妈，我的xx不要扔了，以后留给小猴子”里的替代语。
他曾经问我为什么襁褓中的婴儿会哭，我解释说小宝宝还不会说话，很可能是在表达饿了，不舒服了，或者希望抱抱。波波想必记得很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妈妈，小猴子出生后如果大声哭就是要吃奶了，我把他抱给你，你给他喂奶。”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刷牙。波波跑到我身边，用脑袋不停地轻蹭我的肚子，末了还用手轻轻地拍拍肚皮：“小猴子，我是哥哥。你听见了吗？”像有感应似的，二宝在我肚子里动了几动。“妈妈，小猴子听见了！”波波高兴地看着我。
我含着一嘴牙膏泡，心里像开花了一样。
波波的这些反应跟我怀孕以前，甚至怀孕之初的设想很不一样。那时候在内心深处，我对大宝二宝相处这件事总有些担心。国内媒体上不时看到老大因为父母要生老二流露出激烈言行，甚至以死相逼。虽然我认为那些都是极端例子，不少恐怕还有歪曲放大之嫌，但是嫉妒什么的，多多少少总有一点儿吧？
事实证明，孩子都是真善美，大人总是搞复杂。
在隆德，我们每周至少要跟波波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视频一次。我的肚子渐渐大起来以后，千里之外的长辈们常在视频里这样跟波波说：“生了弟弟以后你可要像个哥哥样哦！”“以后有了小猴子可就没有这么好了……”“以后爸爸妈妈就没有这么多时间了……”
我非常理解老一辈的心情。在他们那个年代，一家七八个孩子，物资极度匮乏。大人的精力有限，孩子们不仅成长在吃穿用极端紧张的环境中，连父母的关注和爱也不够分。大的让着小的，有时甚至是活下去的需要。
我从小作为独生女，没有面临过这样残酷的竞争，但幼时被大人们开玩笑时也怀着深深的恐惧。“你爸爸妈妈要给你生个弟弟妹妹了”，这样的语句里有强烈的暗示，轻易就能被敏感的小孩捕获。恐惧“爸爸妈妈不要我了”，害怕“爸爸妈妈爱别的孩子了”，所以激烈的反对、抗议是最常见的反应。
波波对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类似的话并没有什么抵触。他从不接话，仿佛没听见似的。以我对他的了解，粗神经是一方面，自信和安全感也有不小的功劳。
在孕育二宝的过程中，我和老公常讨论以后如何对待两个孩子。我们都认为用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来处理兄弟间的纠纷是个好办法。把两个孩子当成独一无二的个体，而不刻意强调大和小。
当然，因为我们商量好这次要自己带孩子，不再麻烦老人，二宝出生肯定会面临时间分配的问题。我找时间专门跟波波聊过，把生产后需要恢复、小猴子会出现昼夜不规律、需要吃奶需要更多照顾的细节都讲给他听。波波听得特别专注，还不时向我提问或表达自己的见解。例如，小猴子一晚上会醒几次？他为什么不能到马桶上拉粑粑？他什么时候能自己坐？……
当我问波波：“在我不得不去帮小猴子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玩照顾自己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
后来，我还坦承地跟家里老一辈们交流了这个问题，他们非常理解和配合，再也没有跟波波说过以前的那些话。
桂桂
80后妈妈，有一个属兔的儿子。大学曾研习法语和国际新闻，做过媒体记者、编辑，曾任《菁kids》杂志副主编。2014年迁居瑞典。现为自由撰稿人，译者。2016年4月，二宝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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