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节，在京都飘着雪的冬天，我和太太及两个孩子每天都在榻榻米睡到10点多起床吃早餐，12点多才出门开始游玩。
有了孩子之后，旅行节奏一下子就慢下来。而且也不是随时背包上路的简单事，要考虑的东西实在太多。
作为家里旅行的规划者，以及轻度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第一关就是选住宿。首先最大的抉择就是要住宾馆，还是住民宿？这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旅游状态。
选宾馆，有保障一些，服务也标准。但也未必处处合意。比如我们带两个小孩，小女儿还刚一岁多，大儿子已经是生龙活虎的少年。在宾馆即使住家庭房，也很少有独立的隔间，在同一个空间里，两个孩子的休息会相互打扰。
选民宿，需要看很多评价，稍微有一点对屋主的负面评价，内心就会风吹草动。其实看多了之后，评价真的因人而异。如果是全优的评价，你也会觉得不真实。
旅程开始前，儿子有时会问，我们这次去住几星级的宾馆啊？
我对这种问法有点看法。好像住宿都要以星级来评价，心里知道原因是他之前去了东南亚旅游，那里物价便宜，随便住一个不贵的酒店也是四星。
去年十一我带他去纽约，曼哈顿的宾馆贼贵。我就让他选，要住宾馆还是民宿，他想了想，说住民宿吧，因为他对外国人的家庭好奇。
结果，我们住在一个著名绘本画家的女儿家里，还获赠了几本绘本。这一次，他也很想住到日本人的家中。
选住宿，确实有一点运气成分在。等到抵达目的地，真正进到房间里，验证到选择让人满意，会有松一口气之感。那可是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价格、地理位置、评语、附加设施等等因素之后做出的慎重选择啊，还要冒可能改期的风险，那种惴惴，是真正做旅程计划的人才懂的。
这一次，我们来到京都北部一座白色两层小屋。这是我们第一次全家四口集体住民宿。尽管价格不菲，但它独立、干净，有厨房可以自己做饭，小孩子各种吵闹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两个孩子还可以分房睡觉。
房东Mio是一位40多岁的日本护士，并不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她开的两家Airbnb都离她自己的家很近。
她介绍了房子的各种用法之后，就匆匆跑去接踢球的八岁孩子了。
处女座的装修控太太一边浏览着房子里的各处细节，一边赞叹用心之处。比如浴室的暖风和干燥两用机，适合在浴室悬挂衣服的夹子等等。
这也是消除异乡神秘感的一个好办法。
到日本之前，儿子已经对日语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会从一数到十，还特地手抄了一张常用句子列表，又通过微信视频向已经移民新西兰的学日语的阿姨远程求教。
他对日本人的印象部分来自他的足球培训班教练。那位姓金的教练是在日本长大的韩裔，中日韩三国语言全通，颇得他的好感。而他们经常和日本小朋友一起比赛，中国孩子总是被打得落花流水。
现在，他住在一个日本人的日常家庭里，听我在饭桌上谈，100年前，康梁、孙中山、鲁迅都曾经在日本居住，他们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小时候，我们读鲁迅写的课文《在仙台》，现在我们的孩子更多认识到的是仙台牛肉。
而陪16个月大的小女儿吃饭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所以早上起床，慢慢准备，在家里笃定地自制早餐，是一件比在外面更自在的事。民宿可以自己烧火做饭，也是一个优势。
对于要不要带这么小的孩子出国旅游，舆论好像一直也有两派。比如认为小孩子太小，去了也白去是一派，另一派认为孩子对外界自有他的接受系统，不一定要通过言语。对于我们来说，带孩子出游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当然自己会辛苦一些，但是让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同步感受新鲜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值得的过程。
早在2009年，虽然只是我一个人拿到奖学金，但我们还是决定全家人搬到伦敦和我经历一年的海外读书生活。那是我们最珍惜的回忆之一。
那时儿子刚刚四岁，从上海坐10几个小时飞机到伦敦，又从希斯罗机场出来坐了将近三十站地铁来到北伦敦的学生家属宿舍，还没进家门，就坐在地上大哭半小时。
可是很快，他也慢慢习惯伦敦的小公园里踢球，捡黄叶子，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小伙伴聊天。又跟着我们去了欧洲大陆六七个国家。
我不知道这些他早已淡忘的旅行经历，有没有对他的世界观带来影响。去年他在参观了纽约自由女神像之后，他在日记中写到：
“我一想到“自由”两个字，就想到了美国，自由使美国变好和变坏，比如说，因自由持枪而发生多起枪击案和爆炸案；有人没钱而无家可归。
当然，美国善于自由表达，还有美国人也善于思考，发明了很多改善我们生活的物品。
所有人都渴望自由，所以我希望当我长大了，中国也可以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度。
小鸟消失的日子，人的心灵就会被约束。”
我希望当他不喜欢和我们一起旅行的时候，仍然要把这样的思考带在路上。
李梓新，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创始人。曾任《外滩画报》主笔，采访过多国大选和名人政要。著作有《民主是个技术活儿：英国民主生活走笔》、《灾难如何报道》等。家有两孩，最近致力于中产育儿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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