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纽约大学Freshman眼中的全球化教育

塑造（Shape）与重塑（Reshape）

上纽第一届学生毕业，东方明珠亮起校色“紫罗兰”，以呼应纽约帝国大厦亮灯的毕业传统

常熟UWC创校校长Robert Clarence先生激动地将16-19岁称为 “magic ages（神奇的年纪）”,视该阶段为年轻人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世界各地的学生们虽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来，但终究更像一张未成形的画作，在UWC的两年时光中涂上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活力色彩。而大学阶段的多元文化教育，由于学生年龄阶段的不同、价值观已经初期建立完成，似乎所走之路更显不易与崎岖。于后者而言，学生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视野与价值观的重塑，拆掉思维中一道道墙，然后与同学挚友一道，勇敢重建。

在进入上海纽约大学前，所有中国学生必须要经过高考这一关。应试教育在高中阶段确乎让一些学生懂得了坚持，但同时也导致了成绩至上的个人主义取向，培养了全面遵循标准的习惯。但新的大学生活，强调质疑与互相挑战，同时也注重团队协作。很多课程中，缺少不了团队、小组项目，组内讨论中常有不同观点间激烈的碰撞，但在最后，总会以组员间相互协作、鼓励着完成最终展示（Presentation）而收尾。

如果说UWC“塑造”的可贵之处在于年少时的探究与摸索，那么后者“重塑”的可贵之处便在于价值观的前后对比与自我反思，两种教育虽有着不同，但都建立在对不同声音、不同文化的包容与尊重之上。

不少人会有这样的观点：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学校，学生观点多样、身份各异，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之间想必会有更多的冲突。但面对这样的想法，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冲突很多时候并非是文化差异带来的，而是人际交往本身的冲突。如果高中时的室友可能在午睡时显得吵闹，那在如今的多元环境下，认为外国室友在他人做功课时大声播放音乐的做法是文化差异所致，也未免显得有失公允了。其实，与不同文化相处，其本质仍然是学会与“人”相处。有换位思考、体谅他人习惯的同时也自然具备了跨文化交际的素养。我们常常觉得与和谐、融合相对的是摩擦、矛盾。但在多元环境中，和谐与融合的反面并不是矛盾和冲突，而是冷漠和退缩。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走出舒适区（Walk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显得尤为重要。人际交往的“舒适区”可以理解为一种无需过多努力、自然而然建立起的朋友圈。在与UWC同学的交流中，我发现无论是在UWC还是在上海纽约大学，“小团体”的现象都有存在；拥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同学长期聚在一起，且这样的团体有时还具一定的排他性。我们中确有少部分人，或许因缺乏走出舒适区的勇气而止步不前，或许尝试过走出，但没能收获正向反馈后又缩回到原地。逗留在自身“舒适区”的行为并无对错之分，实则也可以理解，但或多或少会让人错过在一个多元环境下意想不到的精彩。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和现在的一位挚友相识的经历。她是一位美籍华裔，无论是从穿衣风格到谈吐举止都透露出别样风雅的艺术气度；而刚进入大学生活的我，整天泡在图书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更像一个中规中矩的高中学生。一次在回宿舍的大巴上，我碰巧坐在她的旁边。在简单的寒暄后，带着对她成长文化环境的好奇，略带忐忑的主动问她的高中生活是怎样的。惊喜地发现她在高中时开始创业做了一个服装设计网站，而我碰巧在高中时也和朋友一起在学生社团工作上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一下子两个人的共同话题被打开了，聊得颇有兴致。后来，我们成为了经常互相分享奇思妙想的挚友，也曾开玩笑道以后如果创业要做彼此的co-founder。回想当时的场景，我们完全可以在打完招呼后选择沉默，但那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成为了迈出“舒适区”难得的一步，让人际之间切实的沟通取代了主观上因他人的身份标签而埋下的偏见和假设。

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与全球化（Globalize）

前几周，闲来无事，在网络上看了马云在香港南华早报年会上关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了“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与“全球化（globalize）”是有区别的—“国际化是一种能力但全球化是一种格局”。乍听，颇为疑惑与不解。他继续解释道，在过去，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在于打开新兴市场、争夺廉价劳动力，更多的在于商业的竞争能力；但现在，企业走向“全球化”应该重视的是在格局层面的担当，不但要解决商业问题，还要勇于去解决社会问题。这个区别，在我看来，同样适用于当下的全球化教育。过去，出国留学强调的也是“能力”，语言能力、经济实力、独立生活能力。但我在UWC和NYU Shanghai所体验到的教育，除了“国际化”的能力，还在强调“全球化”的格局与担当。在上海纽约大学，所有大一新生，无论专业，需修一门通识教育核心课—全球视野下的社会（Global Perspectives on Society），教材由学校教授自己选编，收录跨时代、跨国别作者们对某些共同话题的不同研究。比如在讨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单元中，我们会读到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讲话，也会了解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著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阅读内容旨在引发我们对“民族身份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概念的反思。这节课，试着引导学生将不同的声音放在同一个场景下对话，尝试用既有观点解释发生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种种现象，如女性权益问题、移民问题、文化与身份认同问题等；如果既有观点与理论解释不通，教授也会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新的看法和理解。

进入常熟UWC的行政楼，学校的价值观被写在很醒目的位置：“UWC致力于通过教育，联合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从而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上海纽约大学，“以天下为己任以世界为课堂”的歌词也被写入了校歌之中。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很伟大的愿景和目标，但并非脱离实际的空洞说辞。当以色列同学希望自己以后能够通过经济的途径，为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而努力时；当美籍华裔同学努力练习中文，期待今后能留在中国为中国中西部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时；当俄塞俄比亚同学在上海学习后意识到非洲大陆还不为外界熟悉与了解，希望今后能作为传播非洲文化的桥梁时，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全球化”教育为更好的未来播下了这样的希望种子。

多样性的本质

在常熟UWC，学生来自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在NYUShanghai，目前的四届学生也来自超过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两所学校，无疑学生组成非常多元化。如果不假思索，“多样性”好像的确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时髦想法。但面对全球化教育，我们需要问几个关于“多样性”的重要问题：多样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多元文化在实际语境中又会遇到哪些挑战？它又如何在教育中影响着学生？在与校长RobertClarence的交流中，我问道：“您觉得当今全球化教育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Robert校长微微一笑，答道:“我觉得挑战在于我们的学生能不能够批判性地审视各种不同的文化。”在中国，他觉察到有些人对西方文化有些盲目崇拜; 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西方的快餐文化也正在危害着东方人的健康。如果不能批判性地看待其他文化，批判性地审视自身文化，那么多元文化间的交流将会变得黯淡而无意义。对Robert校长的这番见解，我深以为然，因为这样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与多样性的核心意义紧密相关—其本质在于于不同背景之间的“对话”与“启发”。如果没有批判与自我反思的能力，那么多元文化教育也终将停留于满足学生猎奇心的表层，学生于纷繁中走马观花而过，难以获得成长所需的真正积淀与营养。犹记半期结束后的星期五，学业压力暂告一段落，图书馆寥寥无人，我碰巧发现一个好朋友在图书馆，他来自津巴布韦，仍在看书学习，但过了一会儿便离开了图书馆。在回寝室的巴士上，又碰见了他，我好奇地问道：“你刚才离开图书馆干嘛去了呀？”他爽朗地笑道：“我去琴房练钢琴去了。”“哦？你还会弹钢琴啊？”我一下更好奇了。他连忙挥手：“我现在还不会，但我在网上自己看视频学；今天星期五晚上嘛，大家都出去玩儿了，刚好琴房空了下来，我有机会练习一下。基本上，你可以用网络学任何东西。”

至今，这段对话对我颇有启发。很多时候，我都似乎是以抱怨的态度来看待身边有限的资源，但这段对话突然让我重新思考究竟是身边“资源有限”还是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挖掘和利用资源”。我想，大概这就是“多样性”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影响，先有交流中的启发与反省，后有自身的修正与提高。

勇气与理想主义

UWC一直强调自己是一所有情怀、充满理想主义的学校。就我的个人认识而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不仅在培养“理想主义者”，更在培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一批有着改造社会愿景并能提出实际可行办法的年轻人。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UWC将“理想主义（a sense of idealism）”、“付诸行动并以身作则（action and personal example）”同时写进了它的价值观。有追求，但不空谈；有热情，但也从理性考量。校长RobertClarence在交谈中一直强调UWC鼓励学生冒险（take risks）并勇于尝试新鲜事物（do things that you’ve never done before），这背后离不开的是根植于每个学生心中的勇气。这样的勇气，既是面对不同文化、走出舒适区的勇敢，也是敢于挑战现有价值体系的大胆，更是被赋予新的身份和使命感的执着。这样的勇气，不禁让我想起了剑桥大学社会学家Alexander Betts在英国脱欧风波下在TED上的演讲，他在演讲最后动情地说到：“I’m still British（我仍然是英国人）”“I’m still European（我仍然是欧洲人）”“I’m still global citizen（我仍然是世界公民）”。

我们需要认清现实处境，承认各自身份背景的不同；但我们也在尝试打破隔阂，化解偏见，做一个世界公民，愿四海皆为兄弟。全球化教育交织着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理想主义的实践，一批又一批教育改革先行者用勇气灌注，打破了人为的政治边境设定，以知识为桥梁沟通世界各地，正不懈探寻着下一抹曙光。

写在最后

在此次UWC之行即将结束之际，我收到了一条微信。是现在的大学同学发来的，他来自日本，正在准备他的中文期末考试，很着急地问我：“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还是‘听出来不错’”。我赶忙回道，“听起来不错”。他最后给我发了一个当下很流行的卖萌表情，用中文回道：“谢谢啦。”我突然想起，他也毕业于UWC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在这个瞬间，忽觉内心如有花朵盛开，那在1962年于德国燃起的理想主义的星星之火，如今在常熟，在上海，在世界各地正呈熊熊燎原之势。起先，我们相信过政治联合的力量；后来，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下，我们相信过自由贸易的经济力量；但在全球化备受争议的今天，我们有理由也应该有信心，去相信教育带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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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han 大山

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现就读于上海纽约大学。于山城薄雾中，得一丝耿直与坦荡；于魔都霓虹中，获几分反思和理想。 预计主修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和全球中国研究(Global China Studies)双学位，相信科技的魅力在于其解决社会问题的高效性。暑期即将前往以色列，参加特拉维夫大学（TAU）“创业与创新(Entrepreneurship)”项目。作为上海纽约大学第四届学生，乐意常做“吃螃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