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Carol一家就是传说中的“牛爸牛妈+牛娃”的家庭。妈妈Carol Zhu，在盖茨基金会工作，爸爸Norman，从事管理咨询行业。大女儿Candice，耶鲁大学三年级学生；小女儿Christine，上海中学国际部10年级学生。一家人都有非常国际化而又不失中国智慧的气质。这对父母的择校思考非常值得我们参考。
采、文：Mia 图：Sui
择校经历：中西方文化和教育的共融
我是北京人， 90年代后期在香港工作了五年。由于工作的原因，全家在2000年搬到了美国新泽西，大女儿即放弃了刚考取的香港小学，直接在美国读了小学一年级，小女儿则在美国读了幼儿园。五年以后，又是由于工作原因，我们搬家来上海，所以大女儿从6年级到12年级都是在上中国际部，现在她是耶鲁大学生物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小女儿是上中国际部10年级的学生。
经历了两次中西方文化的转换，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我认为一定要根据孩子自己特点和做父母的意愿来出发。比如，当初我们从美国回来上海，即看重中文教育，又希望孩子可以上课程严谨的学校，这样可以给小孩子打下个扎实的基础。在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特点时， 又不失国际化的教育，多一些与国际同学的交流沟通，就这样我们选择了上中国际部。
另外，家长要了解孩子的特点，这非常重要。如果孩子是讲规矩、自律性强的，并且自愿学习的，那么上中国际部的环境是比较适合的。恰巧我的两个孩子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选择。有些孩子比较好玩儿，注意力不集中，冒险感强烈，可能就不适合上中国际了。 为了弥补上中国际在课外文娱活动的短板， 我们积极创造一些条件，让孩子开心，同时也缩小上海生活与美国的差距。比如她们在美国的时候骑马，来上海以后也保留这个爱好，也有安排美术、钢琴、古筝的课外学习，另外每年暑假她们也会去美国参加一个3个星期的中学生夏令营，在艺术人文的活动方面做一个相应的补充。
现在看起来，从香港到美国，美国再到中国、然后又到美国上大学的过程，对大女儿是很有益处的。虽然，一切看似偶然，但在每个转折点对女儿的学校选择的精心安排，促进了她中西文化共济，用开阔的国际视角去看待一些世界的问题。记得有一年， Candice去美国上夏令营时，与在美国的朋友聊起了中东连年战争的问题，令朋友惊诧中国的中学生会关心这种政治问题。大女儿在上中国际部的时候，做过很多学生工作，是高中部11-12年级的学生会主席。到了耶鲁大学以后，承接了在上中的风格，继续做学生领袖，担任该校亚洲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她对未来的规划也要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球健康”方向发展。
教育心得：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寓教于乐
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非常重视要和孩子一起玩、一起做游戏，给孩子一个快乐成长的氛围。在美国的时候，爸爸当时是在读力资源管理的硕士，一般都是晚上上课，白天在家里，所以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接送孩子，陪孩子在家里做游戏，去外面做运动，用大的橡胶圈玩滑雪等等。
每个周五晚上是我们固定的家庭日（Family day）。吃完晚饭后，一家四口人一起做游戏，扔枕头、袜子大战、捉迷藏，都是我们经常一起玩的。孩子稍微长大后，也会玩各种各样的牌类游戏，像大富翁、五子棋，围棋类等桌面游戏。在游戏的氛围中，在喜乐和想象的空间里，我们会有意地去引导孩子考虑自己的角色要如何扮演，培养她们独立、自信和负责任的品格。比如角色扮演的游戏，如果有人受伤了，要怎么做该怎么办，在小的事情上慢慢地塑造孩子的品格特性。记得有一次学校里进行拔河比赛，小女儿Christine的班级输了，原因是对方违规让更多的选手上场。 班上的女生全部都气得哭起来，认为结果不公平，对方耍赖了。 小女孩却没有哭，一边安慰同伴儿， 一边劝大家：“ 没什么， 一场比赛结果不算什么啊, 我们更有体育精神呢（we have better sportsmanship）!”
另外，我们也非常愿意和孩子做双向沟通交流，不只是她们向我们分享她们在学校的事情，我自己在工作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也会跟她们聊，听她们的意见。在沟通上，我与女儿们好像是朋友的关系。
伴随成长：父母帮助孩子，而不是替她们做决定
我们作为父母，没有强调一定要为孩子做决定，而是让孩子先思考，自己有了一定倾向的时候，我们去帮助她做决定，并促成它。比如，大女儿从初中开始就对生物有兴趣，到9年级的时候，着手计划11、12年级IB课程的综合研究（Extended Essay）的项目， 她就决定了要在生物领域寻找方向，那我们做家长的就可以和她一起讨论，看为此能帮她做点什么。
正巧，当时我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就介绍她有机会与很多人聊，听取意见，最后确定要做一个自闭症相关的项目。我先带她拜访了做相关研究的医生，得到的建议是如果要了解自闭症的孩子和家长都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不如先去帮助他们，理解他们。于是我们找到了一家关爱自闭症孩子的儿童健康中心，9到10年级大概一年的时间里， 大女儿在那里做志愿者。每个周五她都去中心，和自闭症孩子一起玩，帮他们建网站，做一些教案教具，慢慢了解了自闭症都有怎样的表现形式，这成为她思考研究的开始。
之后我又带她去上海精神卫生研究所，找到专门做自闭症课题研究的老师，一起商量，得到了一个机会参与到其中一个项目，研究“自闭症儿童的某种基因表达与父母基因型的相关性”的课题。11年级升12年级的暑假，她就在实验室工作了2个半月，检索文献，设计实验， 检测DNA标本，最后在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一个十二页的研究报告。
在帮她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去想结果就一定会怎样，但后来这个实验报告确实为她申请大学增加了一个亮点。在耶鲁大学的录取信上，招生老师专门为她写了亲笔信说：耶鲁大学有一个儿童健康研究所，其中有一位教授就是专门做自闭症研究的，如果你来我们学校，相信你一定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很多帮助。
父母能帮到孩子的就是这些重要的环节和阶段， 伴随她们思考，帮助她们做决定， 而不是代替她们做决定。
总之，作为父母，我们没有觉得自己就要有威慑力，或是绝对的权威，而是把自己摆在与孩子平等的地位。我们的思考是从自己的孩子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自己出发；根据孩子的特点、能力和发展需要来做沟通，而不是以做父母的要求和满足感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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