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盼二宝 | 桂桂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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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时,我和老公从没想过将来还会再生一个,尽管我们符合那时的双独二孩政策。不想再要一个的理由很简单:这事儿成本太高。

来瑞典一年后,我们的想法慢慢改变了。当时,国内还没有出台完全放开二胎的政策,盼二宝的心思却日益强烈。最具说服力的因素还是成本。相比以前,我和老公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照顾孩子。

尤其是我,暂时没有工作的牵绊,不用把孩子托付给老人或者阿姨,能够一直亲手养育。另外,周围普遍的二孩甚至多孩家庭也起到了催化作用。波波在幼儿园里的同学,大多有兄弟姐妹。作为独生子,他多多少少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也不时流露出形单影只的孤独和对亲生手足的期待。

“妈妈,如果我们家也有一个小朋友,我就可以让TA当我的乘客了!”好多次,波波在扮演司机开车的时候都这样告诉我。我们看得出来,他的眼睛里满是真心的期盼。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呢?

去年夏天,当我第一时间把怀孕的消息告诉波波时,他开心地两眼放光:“小宝宝在你的肚子里吗?TA什么时候出来?”

“是的,现在TA还很小,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等TA慢慢长大,发育成熟再出来,大概需要10个月的时间。”

“10个月长吗?”

“有点长呢。等明年春天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从此,波波常常会来看我的肚子,是不是又长大了。因为我告诉他,他是在兔年出生的,而肚子里的小宝宝会在猴年出生,他还给自己和老二各取了一个名字叫“小兔子”和“小猴子”。

虽然写下这篇文字时小猴子还没有出生,但数个月来,我们一家都感受到了因为二宝带来的改变和一种全新的,难以言说的温暖。

我从小没有兄弟姐妹。但是因为父母都生在大家庭,我的童年一直跟表亲堂亲家的孩子们一起玩儿。十几个小孩隔几天就能见面,几乎不知什么是孤独和寂寞。

小时候,我一度非常害怕和痛恨“爸爸妈妈再生一个”这件事,大人们经常拿此话题跟我开玩笑,说些诸如“你爸爸妈妈要再给你生个弟弟妹妹,看你怎么办”之类的话。

懵懂的我当然不知道计划生育,也不明白如果有了弟弟妹妹对我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从大人们的语气和表情来看,我猜想那肯定不是好事。所以但凡有人这么对我说,我就打从心里愤恨地回应:“他们敢!”有时,我还气得流眼泪。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样的玩笑没有了踪迹,我也不再是懵懂的小孩。儿时表亲堂亲家的孩子玩伴都各自长大,去到四面八方,见面联系越来越少了。

这时,听说身边同龄的同学、朋友谁谁有个兄弟姐妹,居然会莫名地生出羡慕。那时我才体会到,人长大了,有些话,以天地之大,没有人可以言说;有些经历,也没有人与之分享——父母不行,亲朋好友不行,陌生人不行,只好留给自己。这样的感觉,等结婚有了伴侣似乎改善不少,但对亲兄弟姐妹渴求却知此生无望的遗憾是无法代偿的。

我只能无限揣摩别人嘴里的手足快乐和烦恼,永远不能真切领会。

老公的经历和感受与我相仿。现在,想到“家”是“我们四个人”,而不是“你我他”,那种更加强大,更多依赖,更紧密联结的奇妙感觉,让我俩兴奋不已。

波波更让我们吃惊。

“妈妈,这件衣服小了洗干净收起来,等小猴子出来了给TA穿。”“妈妈,我的小自行车别扔了,留给小猴子骑。”“妈妈,小猴子生出来了如果大声哭就是要吃奶了,我把TA抱给你,你给TA喂奶。”“妈妈,以后让小猴子也上我现在的学校吧,由我来接送TA。”……

怀孕以后,我只跟波波解释过一两次肚子大起来以后可能出现的危险和不便,他就一直表现得像个绅士。虽然平时活泼好动,但只要我在身边,他总是很照顾,从不碰撞。每次接送他上下学的路上,骑车的他会不时停下来等步行的我赶上。

前两天,我们张罗着把二宝的小床拼装起来。波波特别热心地帮忙,和爸爸一起动手完成了整个工程。他还帮我一起整理小被子,小衣服。

波波和我们一起期待着二宝的到来。

 

桂桂
80后妈妈,有一个属兔的儿子。大学曾研习法语和国际新闻,做过媒体记者、编辑,曾任《菁kids》杂志副主编。2014年迁居瑞典。现为自由撰稿人,译者。2016年4月,二宝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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