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中文其实是教文化

戴老师_副本采/文: 王蕾    图: 北京鼎石国际学校提供

戴敏

北京鼎石国际学校中文课程协调员。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在墨尔本大学获硕士学位。曾先后在上海市西中学、香港汉基国际学校和澳大利亚卫斯理学院执教,曾担任上海德威国际学校中文项目总监,主导了中国境内三所德威国际学校的中文课程发展项目。此外,她曾任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VCE(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课程)首要评审员及口试考官,中文A和中文B课程的MYP审核员。

 

      国际教育领域内的中文教学始终非常特殊。一方面,教材的选用存在许多争议,家长们的期待较难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随着中国文化和语言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国人呼吁民族身份认同、维护文化之根的声音日益强大。于是,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如何选择材料、如何向年轻一代教授中国的语言和文学,已成为现代中文教学者的挑战。

 

前往北京鼎石国际学校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今天的采访对象会是怎样一个老师?温和儒雅、笑容可亲?或许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作为一个离开校园太多年的曾经的“学生妹”,这是我对于所有语文老师的闪亮记忆。

      见到戴老师那一刻,我肯定了自己的想象,当然,除了金丝眼镜之外。这位神情颇似梅姨(知名“老戏骨”梅丽尔·斯特里普)的老师,微笑着邀我坐下,  开始了今天的访谈。

 

汉字的美在于由“形”到“意”

我小时候在上海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老师教大家认识“美”字,她唱了句儿歌:“美丽的‘美’,就像王大姐头上戴着蝴蝶结”。

这句歌词我现在都还记得,道理很简单,我的语文老师,恰恰借用了古代汉语由“形”到“意”的记忆方法。之后我们即使遇到不认识的字,也能根据字形猜出大意,汉字思维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那首朗朗上口的儿歌,当时大家都喜欢唱,对学习生字非常积极。所以,要打破孩子对中文学习的畏惧,首先要培养兴趣、让孩子们觉得能理解、很有用。

和许多国家的语言相比,中文的确更难学。比如英文,它是音形文字,只要能讲,单词很容易就拼出来了。而汉字是音、形、意的结合,是象形文字,难在对具体汉字的记忆和书写,多一笔少一笔,就形成了意义完全不同的字。我们都是学中文长大的,一定不会忘记小时候听写、背默汉字的苦恼,也一定不会忘记每个字抄写几十遍的情形。

 

在海外教中文其实是“教文化”

1989年,我开始在澳大利亚卫斯理学院教中文,就遇到了“语言的竞争”。那时学校开设了西班牙语、日语、中文等5个语种的课外班,经费需要老师自己筹集,要和其他语种“争夺”全校1600个学生,听课的学生多了,经费就多。相比其他几个语种,中文最难,一开始我的学生就只有华裔家庭的孩子,每周只有2小时课程,老师都是兼职。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个办法。

那年11月,学校举办传统的“International Day”(国际日)活动,那天,我请来了几个中国厨师现场炒“番茄鸡蛋”和“糖醋里脊”让学生品尝,还请了一支舞狮队现场表演,我甚至还教一队学生表演了少先队队歌,请人放了场小型焰火,一下子把全校学生都吸引来了。这种“卖菜式”的营销方法非常有效,几年后,中文成了全校学生最多的外语班,全职中文老师就有5个。

可以说,在卫斯理学院教中文,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教学”,让孩子喜欢中文,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或许那些单纯的汉字,孩子们不用早就忘了,但是关于中国的故事,几十年后他们一定还会记得。

 

在亚洲教中文要求更高

2000年,我开始在香港汉基国际学校教中文。汉基的中文课是不需要营销的,学校、家长都很重视,是仅次于英语的第二课程。但是反而存在另一种压力——学生有学习压力,老师怎么教也有压力。

对孩子们来说,抄写、拼写、默写汉字是一件“痛苦”的事。大部分孩子不喜欢学汉语,除非喜欢他的汉语老师,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当时,我的儿子Allan也在汉基读书,学生们都叫我“Allan妈妈”,而不是“戴老师”。上课时我会请一个学生做课堂笔记,下课群发给大家,孩子们总是争着上来,坐在我旁边。

小孩子的竞争意识完全出于本能。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我说话语速较慢,一次讲古诗,我和学生们说,大家用手表记录下时间,下节课来的时候,谁读诗超过了我的速度就有奖。结果,一天我路过洗手间,居然听到几个学生在里面读诗,还抑扬顿挫的。当时我一阵内疚,觉得是不是给孩子们压力了。没想到第二天上课时,孩子们一个比一个读得开心。按照他们的速度,那首古诗已经完全背下来了。

再后来我回到上海,虽然有了更好的中文环境,但事实上,在国际学校教中文,对老师的挑战远比地方学校大很多。教学教法上要赢得孩子的喜爱,内容和深度上要赢得家长的认可,我当时也很为难。

还有一个问题,在内地,中文老师的工资待遇远低于外教,导致学生们对中国老师普遍轻视、不够尊重,也造成了中文教学上的困难。所以当时,我一直在为中文老师争得一席之地而努力。

 

思考力更重要

在澳洲时,我教的一个中文毕业班里有两个孩子,Bob和Levi。Bob是土生土长的澳洲孩子;Levi是华裔,有一定中文基础。

在中文学习上,Levi显然比Bob好很多,尤其是口语,几乎没有问题。然而,在最后维多利亚省高考(具体是什么考试?)的口语考试中,Bob居然考了满分,Levi因为太紧张,现场发挥很不理想。

事后我问口语考官,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考官非常激动地说:Bob太优秀了!原来,当天考试题目是“中国武术”,Bob居然甩掉了外套,现场打了一套拳,一边挥舞,一边讲得头头是道,把考官们都镇住了。

这件事对我启示很大,在之后的教学中,我特别重视孩子的语言表现能力。一些家长会担心孩子的中文表达水平不高,其实没有关系,我们更看重孩子的思考力。我对IBDP (Diploma Program,国际文凭大学预科项目)中文A的学生会反复强调:“我不怕你们中文不够好,但很怕你们没有独立的思想,更怕思路不清晰”。一个人在思考力上的差距不仅会在中文上反映出来,英文等其他学科也是一样的。

 

关于中文的阅读和教材

首先,中文课外书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书本量相当大。但另一方面,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读物不容易找到。原因很简单,国内至今没有人为儿童书籍做出级别分类。

而在西方,有很多学者专门为孩子们的课外读物分门别类,根据难易定级别。这样,老师和家长在选材时就容易多了。也正因此,鼎石正在做自己的“阅读级别单”,按照词汇量、内容浅易、思想性等标准,为孩子们的中文读本分门别类。这样,在图书馆和课堂上,孩子们将有更加灵活、更加丰富、更加科学的选择。

从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国内小学毕业的孩子,到了国际学校或国外之后,英文水平很快就上去了,中文却始终停留在小学阶段。小学中文都没有学好的话,退步会更快。因此,孩子的中文基础一定要打扎实,掌握2-3千个汉字,才能保证中文的应用,不容易丢掉。

另外,年幼的孩子是通过记忆学习和认知的,甚至完全不需要理解,较早的汉字学习有助于训练孩子的记忆力。所以,鼎石的中文课程和大多数国际学校不同,学前班和一年级的中文学习比例会占到70%,二到五年级是50%。

教材选用上,我们采用人教版课本作为基础教学,同时教授《国学》。文化是中国的根,母语课程背后应该联结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这是许多学校和家庭教育中不够重视的环节。

最重要的一点,在阅读上,我们选用小说代替人教版《语文》中的短小文章,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它的文字不难,但是老舍的字、词用得极好。祥子从一个积极向上的健康青年,最后成为一个堕落、自私、被社会吞没的人。他的失败,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

读这样一部小说,能从文学、社会和人性的角度,给孩子一个整体、清晰的感受。所以对初高中的学生,我们会选择一些著名的小说,穿插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对社会和个人的理解力,让孩子们在文学的沉浸中爱上中国文化,爱上学中文。

本文原载于《菁kids》2014年九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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